政府该如何为创新做出支持.docVIP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在鼓励创新时只需要做这么一件事：别挡道。说好听一点，政府不过是增强了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说难听一点，政府机构处处刁难、指手划脚而又一副官僚主义的作派实在是阻碍了创新。相比之下，快速应变、喜爱风险又勇于开拓的私营部门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动力之源。这种观点把硅谷的成就归功于它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政府可以干预经济运行——当且仅当阻止市场失灵或者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时。政府可以监管私营部门来为企业对公众造成的外部成本买单，比如说环境整治，政府还可以投入到诸如基础科研和几乎没有市场潜力的药物开发等公共产品中。但是，政府不应该亲自上阵开拓市场、呼风唤雨。2012年《经济学人》曾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制造业的未来，完美地归纳了当下这一普遍的观点：“政府挑选市场赢家的手气一直很差，以后还会越来越差，因为一大波企业家和不墨守成规的人正在网上交流产品设计，并把设计变成产品从车库里卖到全世界。”这篇文章断定：“随着革命进一步深入，政府应该恪守节操：兴办更好的学校培养更多富有生产技能的劳动大军、为各类企业制定明确的规则和公平竞争环境。剩下的就不需要政府来管了。” 这种观点完全错误，流毒甚广。实际上，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里，政府非但从来没有成为私营部门的掣肘，而且一直是私营部门的重要合作伙伴——甚至还要大胆，甘愿冒私营企业都不愿意冒的风险。纵观整个创新产业链，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那些私营企业不敢投资的领域，政府步步跟进，投入不断加大。事实证明，这些政府的投入产生了变革的力量，创造了全新的市场和门类，其中就包括互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 但如今，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有大手笔了。政府的角色逐渐局限于为私营企业创造便捷的营商环境，最多是在行业发展路径上指点迷津。一旦政府有过界行为就批评声四起，指责政府越俎代疱，揠苗助长。国家仅能作为推动者、管理者与监管者的观点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开始甚嚣尘上。放眼全球，决策者们盯上了公共债务(可别忘了是那些私营企业债务引发的金融海啸)，以为削减了政府开支就能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其结果是，一直承担技术革新的政府机构预算大幅缩水。美国国内预算“缩水”导致2013至2021财年联邦预算当中用于研究与开发(RD)部分的经费被削减了950亿美元。欧洲呢?欧盟的“财政紧缩”要求各国保证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也在压缩教育与科研开支。 更糟糕的是，拜私营企业活力无限与国家碌碌无为的传统观点所赐，私营部门成功地游说政府削减监管力度和资本利得税。仅从1976年至1981年的短短五年时间，来自全国风险投资协会的大力游说就使得美国国内的资本利得税率从40%下降到20%。2002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菜尔领导的英国政府打着“把硅谷的活力带入英伦”的幌子，将私募基金免税起点年限从10年调低至2年。这些政策在用牺牲长期投资的办法奖励短期投资，扩大的不是投资，是不平等，从而严重打击了技术创新。 让政府作出技术创新的大手笔不止是简单地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更多的项目上。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中的传统角色。尤其是此举意味着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以构想技术革新的方向并加以投资。同时，放弃以往评估公共开支的短视做法。此外，不能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隔离开来。应寻求一种途径，以便政府与纳税人共享公共投资的收益，而不是仅仅让政府去承担风险。唯有决策者看清了国家在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才能做到避免成为当年凯恩斯笔下的“蹩脚经济学家的奴仆“。 校不准的市场失灵 当今各大高校经济系教授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政府政策的目标简单地归结为修复市场失灵。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市场失灵的根源得到解决——打破了垄断也好，提供了公共产品的补贴也罢，抑或是对造成市场负面影响的外部因素被课税——市场就会高效地调配资源，推动经济朝着新的增长目标前进。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忘记了市场本身是盲目的。市场会无视社会或者环境问题。而且市场往往朝着次优和路径依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能源公司对于往地层深处钻探原油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清洁能源。 解决气候变化、年轻人失业、肥胖、衰老与不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当仁不让——不是一味地补救市场失灵，而是要积极地创造新的市场。政府必须引导经济朝着技术与创新学者卡洛塔·佩雷兹所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光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自发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基本上还是要靠政府有意引导。举个例子，政府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对基础技术和该技术在所有经济部门的普及推广予以投资。在供应这边，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自二战以来，在航空、电子与材料等领域进行了投入。在需求这边，美国政府战后补贴了城市生活，建设了公路、提供了按揭，还通过建设福利国家保证了收入——这使得工人们有房住、有车开，还有钱买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商品。 研究进步的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