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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解说词 谈徽商还是要从徽州的由来说起。徽州，简称“徽”，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本追源，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今歙县，从此经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一府为徽州府，六县为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明清时徽商发展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也成为中外学者重点研究的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如今，安徽省与江西省共同占有徽州的原有范围，主体为黄山市、绩溪县（宣城市）与婺源县（江西上饶市，由于历史上的军事管制问题，婺源1934年划到江西省，1947年划归安徽省。1949年5月1日又划回江西省）。 徽州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由此可见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发展的有其历史条件。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素，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 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崛起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 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徽商最繁盛的时候在明清时期，那时候徽商的富有可不是一般的富，那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名扬海内外。清代乾隆年间，仅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这还不包括从事茶叶、丝绸、木料、医药等行业的徽商资本。当时仅仅只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当然啦，也有人说，当时清政府穷嘛！可是当时清政府不穷，康熙和乾隆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然是指GDP总值，而不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乾隆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平空多了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