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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 李德顺 ? 　　一种文化有一种特有的品格，即它的致思层次、导向和特征。这些内容，往往并不在于直接的言语本身，而常常在言语之上，在于言语和情感背后的东西。它比人们已经说了或做了什么，更能体现一种文化的特殊风格。上一章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内容，这一章再大略地看一下传统文化的特殊气质和品格，即中华文化特有的神韵。 一、道器之辩：生活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理论、概念有一大特点，就是气象宏伟、意旨高远――追求高层次、高境界。古代贤人讲问题，哪怕是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也要与天地宇宙之初和万物一同的大道理讲起。因此常有玄远宏大的气势，抽象、深沉、含蓄的味道。　　关于“道”的说法，便是一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总之，尽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们所说的“道”有点象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讲这样的“天道”，却并不否认“天道”，他们主要讲伦理政治哲学，是将其落实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则、治国的根本原则。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这一观点代表了传统观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这是自老子、孔子以来的一个传统。在人生原则方面，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讲究“安贫乐道”、“孔颜乐处”，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多少年来，也正是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　　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者们很强调要“以道御器”，――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庖丁解牛”这个十分著名的比喻，表达了他们对道本器末的理解。这一比喻力求告诉人们：“以神遇、不以目视”（用心从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艺（“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说，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机藏于内心，善于精细地体察安危，能够高屋建瓴，可以凭借“运用之妙”，平静地顺应吉凶，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一种极高的水平、极高的境界。　　但是，一种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现实。有的中国人如近代学者王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上，按照“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没有使中国后来产生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影响世界的伟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　　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观察，我们不能不注意“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第一，它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古代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教儿习技艺之事──没见识。”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