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docVIP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 “一国两制”史是指“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随着“一国两制”从理论变为实践，“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与当代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一国两制”史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拟对“一国两制”史研究状况进行如下梳理。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回顾 　　港澳回归前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姜秉正的《香港问题始末》，杨奇主的《香港概论》，齐鹏飞的《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英国诺曼·J·迈因纳斯的《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罗伯特的《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吴志良的《澳门政治发展史》，黄嘉树的《国民党在台湾》，陈孔立的《台湾历史纲要》，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周毅之、施汉荣的《香港与一国两制》，肖蔚云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王立胜、张心立、李安增的《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王凤超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张同新、何仲山的《“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等。 　　21世纪初出现一批研究力作 　　这期间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及台湾问题的状况密切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刘曼容的《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齐鹏飞的《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王振民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王叔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徐博东的《透析台湾民进党》，潘叔明的《“一国两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与台湾问题》等。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 　　“一国两制”史的理论研究层面 　　学界尝试性从制度创新、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分析。许崇德指出：“一国两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黄易宇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过程是与提出并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同步完成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做出的两个重要决策[2]。王毅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由开创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要继续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积累更有利的条件[3]。骆伟建用系统论的方法解析了“一国两制”系统的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功能。李浩然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对抗，而是二者如何共容于一国之中的问题。”[4] 　　关于台湾政治，王英津认为部分台湾学者把“统独”议题与“宪政改革”相联系，使台湾的政治体制设计偏离了“科学主义”的轨道，且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发展、变化状态[5]。朱云汉从各个角度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对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①。 王为就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变更、政治转型、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政治文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②。李晓兵提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价值和地位，如何在坚持该原则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避免刻舟求剑，是“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的新要求[6]。李家泉结合新形势和已经变化的情况，提出构建一个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合情合理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③。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李非、蒋含明运用协整理论对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④。丁振辉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服务贸易门类发展很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台湾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强于大陆[7]。彭莉认为：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种体现[8]。 　　关于台湾文化与宗教，林秀琴指出：1980 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走向，基于“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理念的架构，逐步把“在地”文化的“产业化”合法化，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起和发展[9]。王仲、张东保从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台湾文化发展的脉络⑤。黄妙婉系统探讨了卫理公会在台湾的教会制度，以及所进行的教育、社会救济与福利服务等一系列宣教事业⑥。 　　“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面 　　在“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面，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虽然其中很多成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很难列入历史学范畴，但是有些成果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 　　关于一般法律，陈弘毅的著作从总论、历史足迹、法理探索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是港人对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史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