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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而重：中国传统社会中岭海海洋文化的地位 韩强 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指封建生产方式占绝对支配地位，“主导的农业－官僚传统”[1]占统治地位，以封建意识形态为正统思想（主要时期以儒家思想为独尊）的社会文化形态。其一重要特征是国家整体上闭关锁国，内陆文化占压倒性优势，海外的影响甚小，发展主要在自身中循环。中国长期受传统农业文化主导，中原（内陆）统治者从农业文化或黄土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最根本的国策是“重农抑商”，自给自足，对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往来，或由其自生自灭，或主要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或服务于政治、军事，尤其是靖边保土军费不足时。这种情况发生巨变，在国家的层面上以鸦片战争被轰开国门为标志，而在岭海则先行一步，以明清之际西方早期殖民者以贸易、政治、军事和文化输入等多种手段进入南中国海为标志的。这时岭海地区开始从汉越文化融合期进入中西文化碰撞期。[2]岭海地域也由内陆文化为主流的传统社会向海洋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近现代社会转变。研究地域文化应跳出地域，同时具有世界和中国的视野。在中国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岭海文化在传统社会长期历史中的贡献，岭海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然地凸显出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关系上，岭海在沟通两种文化中地位逐渐提升，二是在与其他沿海地域文化的比较上，岭海因海而渐为中国重。下面分析有代表性的三方面。 海洋商贸之重于中国 梁启超的名言““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3]，是考察广东对外交通史、贸易史和中外交流史后得出的结论。岭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地。在内陆农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长期历史中，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线南海商路的繁荣发展，物流和海外贸易之财富创造之巨，使北方或中原统治者越来越看重岭海。战国时楚国“求于晋”，因其据有南越、南海，后来才能成为抗秦的主力。秦始皇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4]秦伐百越，其一路“处番禺之都”，其时广州已经是海上奇货集中之所，是一个以海外通商著名的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介绍国内著名的9 个“都会”，番禺居其一，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列举国内7 个“都会”，番禺亦居其一，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能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商业重镇，以上资料都揭示其原因在于海运和对外贸易。汉代岭海的徐闻、合浦两港是中国对南海诸国贸易最繁荣的前沿港口，其贸易之盛、物流之丰，使当时民谚“欲拔贫，诣徐闻”流传至今。《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一匝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当时广州之繁盛富庶：“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月，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 唐代是岭海地区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唐代黄巢据广州后，提出不再造反的条件之一是当广州节度使，得不到批准原因在于“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乃屈。”[5]左仆射于琮说：“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6]可见说明南海外贸之利当时已是大唐帝国的一个重要收入。梁启超对此评价曰“然则广州之影响于国家财政者，可想矣。”[7]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说明修路的理由，其中极重要的理由是“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载，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8]这与梁启超的判断：“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9]，相互印证了广东对中央财政的巨大贡献。“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同时还说明，江淮之地虽称海洋文化重地，但至少在唐代，海洋贸易还不发达，海外物资或商品当时还须仰仗岭海地区进口及转运。以张九龄一代名相的地位，这判断应是准确的。韩愈《送郑尚书序》曰：“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0] 岭海海洋交通和贸易在唐代的极盛势头于安史之乱后受挫，但在五代十国时很快复苏。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分别立国也使闽、吴越等近海国家纷纷开展了活跃的海外贸易，有些还以“贸易立国”为国家决策的主要取向。但刘氏据岭海而立南汉国，仍是海外贸易最为便利和活跃的国家，它迅速成为五代强国之一，海外贸易是主要因素。高祖刘岩时“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资助梁国军费一次便至数千万之巨，史称“累进崇资”。[11] 宋代朝廷一度实施“通商惠工”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外商的政策，岭海地区海外贸易更得以迅速发展，与广州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大大增加，商税大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广东21州、军的商税额，1056－1059年（仁宗嘉祐前四年）的其中一年为85187贯，1077年（神宗熙宁十年）为305412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