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docVIP

浅论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 摘 要：八旗官学专门录取十岁至十八岁的普通八旗子弟，开始由各佐领长官每年推荐一至二名，但蒙古学生逐渐减至每两佐领一人，并限定读书者的名额，其余俱令习武，以保持八旗战斗力。官学生的出路决定了录取的名额。雍正元年，限制了各佐领保送官学生的权力，至雍正五年又改革录取制度，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变为以旗为单位录取，提高了官学生的整体水平。乾隆中叶规定包衣亦可做官学生。八旗子弟已有官职或中举者，不得占用录取名额。光绪年间，优先录取贫寒子弟，并严禁顶冒，且鼓励幼童入学读书。 关键词：八旗；官学生；录取制度 八旗官学系专为八旗子弟而设，是太学管理之下的一个特殊部分。虽然八旗官学师生的待遇不如宗学和觉罗学等贵族学校，但统治者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太学下属的六堂等汉族学校。顺治元年刚刚入关，清廷就设立了专门培养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雍正年间，根据祭酒孙嘉淦的奏请，解决了八旗官学的教室问题和助学金的来源。八旗官学的教师有助教和教习两种，并且历代祭酒制定了许多奖惩措施，使他们对教学尽心尽力。官学生的学习内容有骑射、经书、时文、翻译等，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科举及考取监生逐渐获得官职，或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等官职。雍正、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于极盛，到嘉道时虽有所没落，但到光绪时期又一度有所振兴。这里仅就八旗官学生的录取问题撰一短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顺治年间官学生录取制度的草创 起初规定：“八旗官学生，由八旗选择俊秀子弟咨送，由国子监祭酒等挑取十八岁以下者，记名挨补。”[1] 顺治二年九月，增加官学生员额。“先是，每佐领各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至是，礼部奏请增额，命每佐领增取一名，于原额习汉书十名外加用十名，余俱满书。”[2] 可见清初挑选官学生，以佐领为单位，每佐领取二名。顺治十一年，经礼部题准，又减为每佐领一名。“学生无成者各归佐领，仍于本佐领下选择顶补。”[3] 顺治十三年谕，旗人不肯习武，专尚读书，应限定读书者名额，余俱令习武： 文武乃治天下之极要，不可偏向。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尔部（礼部——引者注）酌量，每佐领下应读满汉书几名，更定具奏。凡部院考用者，俱照额定读书子弟内选用考试，额外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4] 这年礼部议定， 满洲、蒙古、汉军，前经题明，每佐领止留一人读书。满洲、蒙古官学生不往外省作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且奉恩诏：满洲、蒙古三品官以上，荫一子入监，遇部院衙门考用之时，此等亦可选用。今满洲、蒙古，仍照前定之例，每佐领下止留一人。其汉军官学生，既内外并用，应于每佐领一人外，再添一人，其考试生员、举人、进士及部院衙门选用，俱应额定数内，方准考选，额外私自读书者不准考选！[5] “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6]满清占有天下后，为了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民众反抗或汉族将领叛乱，以维持居少数的满族的统治，仍然极其重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重视骑射。是以国子监汉贡监生不学武事则可，而八旗官学生不学武事则断不可。于是为了保证本民族有众多习武者，乃定例八旗官学生员额，每牛录不得过几人。且私自读书者不准应科举，不给予出路。只有进入八旗官学的读书人，才为官方和社会所承认。 从上述史料也可以看出八旗官学生在清初即有做官资格，但满、蒙学生“不往外省做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而汉军官学生则“内外并用”。据《钦定国子监志》，在顺治九年之前，笔贴式旧例由官学生库使补授。顺治九年定举人、生员亦得选补，十四年吏部题准：各部院笔贴式有缺，止用官学生补授[7]。盖满、蒙、汉军举人、生员，国初有更重要的职务让他们做，故官学生专做笔贴式。而笔贴式在国初升迁极快，不数年而飞黄腾达者很多。这也是八旗官学生学习文、武各科的动力之一。八旗官学生的员额是与出路相联系的，在此出路决定了员额。 顺治十四年正月，因“蒙古官学生补用之缺少”，议定每两牛录选一名官学生。又因此时八旗停科举之例（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科举考试时举时停[8]），汉军官学生亦不应试，遂减汉军官学生员额为每牛录一人[9]。以上两例都是出路与员额合一、由出路确定员额的明证。 顺治十八年谕，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止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10]这是顺治帝逝世之后辅政四大臣做出的决定。而四大臣皆以军功显，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均战功赫赫，为满族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11]。此四人恃功辅政，当然看不起“无寸箭之功”的八旗文官，以致于排挤文官，优遇武官，不准文官子弟入八旗官学。康熙皇帝则汉化程度颇深，通晓“以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的道理，因而康熙六年亲政、八年逮捕鳌拜之后很快就改变了上述不合理制度，“仍遵世祖章皇帝时例，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