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1王恩田《殷周制度論》與張勛復辟——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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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25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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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王恩田《殷周制度論》與張勛復辟——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doc

1561王恩田《殷周制度論》與張勛復辟——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殷周制度论》与张勋复辟 ——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首发)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陈梦家《 的批判》中说:“此文之作,乃借他所理解的殷制来证明周公改制的优于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说周制是较殷制为进步的,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此文在实际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它不但是本末颠倒的来看周代社会,而且具有反动的政治思想。” 读读王国维如下一段话,可知陈氏所言信而不诬。 “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君主专制的“帝制”是至善至美的制度,就连保皇派所倡导的“立宪”都要反对,更何况辛亥革命以来民国的“共和”政体。 如果读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简称《罗王书信》),不难发现《殷周制度论》的出台,与张勋复辟的流产,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张勋,北洋军阀,1985年(光绪二十一年)投靠袁世凯,1911年升为江南提督。武汉起义后,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顽抗革命军。1916年,袁世凯死后,先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后任安徽督军,成立北洋十三省同盟,阴谋为清室复辟。为表示忠于清王朝,所部禁剪辫子,被称为“辫子军”。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的矛盾,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停”。张入京后,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又赶走黎元洪。7月1日,拥立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张。12日,张勋兵败。 《罗王书信》表明,在张勋复辟期间,虽身在上海书斋的王和远在东瀛的罗,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就在7月1日张勋复辟的当天下午4点,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说: “黄楼坚韧,当具全体知识,或尚不至成短局耳。西望祖邦,且喜且惧。公等当闻此消息。北道遂通,弟可访古燕赵河洛之郊,今年尚得与公快晤,忻快何如。” “黄楼”指宋苏轼任彭城(今徐州)守时,黄河决口,水围彭城,苏轼率民御灾,徐州免水害。水退后,在东城门上筑楼,以黄土垩之,名黄楼。后人以此作为歌颂苏轼功德的典故。由于张勋曾任江苏督军,调往徐州,转任长江巡阅使,移住徐州。王国维以张勋比苏轼,称之为“黄楼”,表现了对张勋复辟的崇敬。并断定复辟当不会失败。 “西”指长安故都,这里指北京。“西望祖邦”,即关注北京的事变,又高兴,有担心会不会失败。很想也去北京并希望与罗尽快在北京会面。其欢欣鼓舞的心情跃然纸上。7月5、6日间,王国维给罗的信说: “此间局势,近日始明,尚难预睹。大约北方反对者为段祺瑞,惟李长泰马厂之师从之。此军在津浦道上,或发生战事亦未可知。……” “昨日此书未发,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不忍再书矣。” “张军”,自然是指张勋的辫子兵。“曲江”是位于陕西西安东南的曲江池。“曲江之哀”的典故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二世,即灭亡于陈胜吴广起义的秦始皇之子二世皇帝胡亥。“曲江之哀”应该是指二次登基的宣统皇帝吧。“猿鹤沙虫”的典故出自《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此机恢复其己失之势力。梁为幕中划策之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预决也。” 在复辟流产五六天后的7月17日、18日王给罗的信说: “黄楼赴荷使署,报言系西人迎之,殆信。又言其志必死,甚详,此恰公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生民之祸,不知何底耳。” 张勋复辟整整两个月的9月1日,王给罗的信说: “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虽系空论,然皆依据最确之材料。” 9月8日致罗信: “《殷周制度论》至今日脱稿。” 9月13日致罗信: “《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王国维把西周以来的君主专制的“帝制”,称之为“道德之团体”,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顾炎武(亭林)主张“经世致用”,即把经学研究与当前的时务结合起来。《殷周制度论》的“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显然符合顾亭林的主张。因此,王国维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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