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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90后职场新人：频繁跳槽因看重理想胜于薪金用统一的标签来定义“90后”群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拒绝标签化就是他们最大的共性，他们拒绝被代表 钟天阳 谢莹 [ 根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的《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90后”看重理想胜于薪金的说法，似乎成为这代年轻人不断跳槽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 2012年是“90后”大学生毕业就职的第一年，据调查，从2012年开始，每年将有近700万“90后”大学生走出校园。这批带着别样标签的年轻人从未缺少过话题，从初进高校，到毕业前后，成长过程中每一个重要时间点的趋势波动都牵动着整个社会对于未来和下一代的设想。2012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将“90后”毕业生置于报告讨论的重心，也让社会的目光再次投向这批走出象牙塔已过半年的新生代。 该报告依据于自2010年开始的一项追踪研究，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相关满意度。研究对象是12所高校 6所“985”高校和6所普通高校 约6000名毕业生。报告称，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心态已经发生转变，能够接受更低薪金的岗位，且采取多种策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仍难以避免在就业和生活上面临诸多社会不平等状况。在此种情形下，这代大学生的职业正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互联网让我敢想敢做 “90后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划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沈虹，作为专家团之一参与完成了民间组织“校园营销研究院”《2012年移动中的“90后”大学生研究报告》。沈虹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无疑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而不同于非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人群。” 毕业于上海大学新闻系的王珊是这一代应届生中敢想敢做的行动派。拥有闽南人血液的她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从大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摸爬滚打；混摄影圈、组织过大学生电视节；热衷音乐，甚至做过剧团、地下乐队的代理人；在高端生活杂志实习，开拓对生活的视野；在毕业之后张罗年轻人团队创办网站，同时又在继续着自己在国际公关公司的“正经工作”。 “我接受能力很强，而且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王珊坦言自己必须保持思路清晰，“永远带着脑子做事”。在她看来，互联网的发达让她能够获取任何她感兴趣的信息，也让她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大部分的工作经历都是她通过互联网找到契机的。而之所以不断地尝试新鲜事物，是为了让自己在经历中找到应该走的路。 现在的王珊，在经历过一次团队解散之后，又组织起了新的网站团队，还凭着自己的创意找到了投资人。同时她又认认真真地向父亲贷了一笔钱，在“每个月两千五的利息”下经营着复旦周边的一家以电影为主题的学生俱乐部，半年下来已经有开分店的计划。“我的视野、我的能力让我有很多路可以选择，但没有人能告诉你哪条路才是正确。我只有在不断尝试中打碎自己，接受更多的经历，才能找到未来工作的归属。”王珊说，“现在我还不愿意去定义自己，我想经历会告诉我答案，只有经历过才有发言权。”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想用统一的‘标签’定义90后群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单一的社会评价对于鲜活生动的90后群体显得有些乏力。其实，拒绝‘标签’化就是他们最大的共性，他们拒绝被代表。”沈虹告诉记者，她参与调查了8座城市，访问了33所高校的大量90后。在他们所调查的这些城市里，有70%的90后在小学或初中便开始接触互联网；每天都接触网络的90后大学生达61.7%；互联网在90后中的普及率为100%。 同样在互联网信息中成长起来的叶星鑫从浙工大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工作。从事网络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工作，让他始终对网络中的商机充满兴趣。近半年来，他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研发手机应用软件，“每次和伙伴一起头脑风暴讨论创意点的时候，都会感觉很‘热血’，好像自己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虽然工作繁忙，这股热情却没有因此减弱。他向记者坦言：“互联网中成长，让我可以在更多信息的对比中反观自己。我的生活一定不只是做好一份工作，我想抓住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爱工作是因为爱理想 2012年12月初记者见到王楚晨的时候，他刚来到上海某广告公司工作不满两月，拿着不高的试用期工资。和一般应届生不同的是，他在毕业前就在老家上饶谋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也许是从上海读完大学回到老家有落差感，这份工作让我很不适应。”在小半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在思考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某次回到上海参加同学聚会，让他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回家后不久便辞去了工作，再次来到上海打拼。 “有些亲友会替我可惜，不过我觉得这很好。我不希望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挣扎过一下就随波逐流。只有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才不会感到可惜。” “与其说我是个疯狂的跳槽者，不如说，我很有勇气规划自己的未来。”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