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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粮食政策新路径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相关主产区和优势产区为中心，构建以价格支持政策为基础、直接补贴措施为主体，农业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建设为支撑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并不断健全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政策操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持。从整体上看，2015年粮食政策仍是沿着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和要求，着力处理好政府支持与市场机制、家庭经营与多种经营、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和社会化服务、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立足国内和适度进口等之间的关系。 　　一是政府支持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由于中国农业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以及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弱质性、多功能性、外部性等特点，必须加强对农业和粮食的支持保护。专就粮食而言，是战略性产业，一面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刚性增长，一面却是耕地和水资源约束不断加强，物质服务费用和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种粮比较收益大幅下滑，加大对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的支持保护至关重要，中央也要求进一步健全粮食支持保护制度，充分调动各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本质即意味着：2014年对粮食生产经营的诸多支持政策仍会延续，并将逐步强化。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对粮食市场的干预不断加强，市场机制作用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形成市场政策化倾向，引起较多问题。如：成品粮与原粮价格倒挂、加工企业亏损;产区与销区价格倒挂、粮食流通不畅;国内与国际价格倒挂;粮食进口增长和走私增加。粮食主要流向国家政策性收购，储备库存增加、成本和风险随之增长。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些问题――首先，农民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有助于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功能，缓解目前的价格倒挂问题，减轻对粮食加工、畜牧养殖及其关联产业的压力;政府不再实施政策性收购，有助于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缓解政策性储备大幅增长可能带来的亏损风险;而且，计算目标价格补贴资金时以地区平均产量和平均价格为基准，农户通过市场获得收入取决于自己的产量和价格，促进农民多产粮、种好粮，迫使农民学会利用粮食市场。但从棉花的操作办法看，棉花目标价格补贴60%按种植面积补贴、40%按交售数量补贴，这一点有较大不确定性。关键是棉花的实际交售量，具体数据可能是个谜。农民交售给谁的棉花将会得到补贴？如果“指定”企业，要求指定企业出具销售证明，那么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非常厉害，甚至比临时收储更突出，低于目标价格的棉花只会卖给指定企业，指定企业从中获益而让国家买单，也给非指定企业带来极度不公平的竞争;而且，如何“指定”企业也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甚至可能出现指定企业、地方政府等共谋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如果不指定企业，可以跨区销售，将无法准确地掌握农户的棉花实际销售情况，“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可能使棉花交售数据的完全失真。所以，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试点方案，操作执行环节问题突出、难以掌控，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如果操作中能及时发现这一问题，2015年极可能进行改革和完善，将按照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有关部门已经表示，2015年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暂时不扩围，即意味着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将继续实施。那么，2015年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是否还继续提高？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是否继续维持2014年水平？如果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或临时收储价，国内外价差继续拉大，政策性收储和进口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关联产业发展可能受到冲击，而且会增加今后政策改革的难度。如果不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和农民收入将受到影响。如果从长远发展看，应不再提高临时收储价格，为今后目标价格补贴向油菜籽、食糖等产品扩围做准备;对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的最低收购价格，也要根据市场形势适度减缓提价幅度。 　　二是处理好家庭经营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农业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式，但我国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差异、农产品差异显著，要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动摇，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通过土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对此应给予支持，但必须注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引发的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倾向。中央反复强调，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但应注意的是，政策支持或补贴的指向不应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各种身份，必须与他们的实际生产行为挂钩，也应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