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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纳斯的形而上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7）11—0026—06 在西方哲学史上，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部门，存在论甚至可以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词来使用。勒维纳斯以其思想的强力把两者分离开来，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的一个异乎寻常事件。但这一异乎寻常事件之最异乎寻常者在于，西方思想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意识到其异乎寻常，而只在德里达那里获得了反响（即使德里达不是第一个对勒维纳斯思想进行研究的，但其《暴力与形而上学》无疑是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勒维纳斯对以海德格尔为靶子的存在论哲学的批判来澄清其赋予形而上学一词的特殊意义。 一 存在论，亚里士多德把它规定为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即第一哲学。事实上，这一道路早在巴门尼德那里就已经通过对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分而划定了。这一道路规定了全部西方传统哲学。黑格尔把哲学史看做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但是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也仍然是“存在”的英雄史诗。海德格尔似乎完全不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他把哲学史看做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但是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现象，海德格尔只是为了更本源地回到存在、呼唤存在。 与存在论一道规定的是“人”，更准确地说，存在论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那种必然对存在有所领悟的存在者，因为其本质就是去存在。存在必须通过人这种存在者才能显现，反过来，存在又必定是存在者得以立足其内的“境域”。换句话说，存在乃人之天命，乃意义的最终源泉。“存在者的真理来自存在的敞开。”① 存在、人，人、存在，两者不可分割地扭结纠缠在一起。 人在哲学史上一直是以自我的面目或者说是以第一人称单数出现的，似乎存在的光照总先反照到“我”的身上，并通过“我”的内省才得以理解。“我”相对于“他”在存在问题上的这一优先地位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神秘的。在哲学史上，虽然“我”总是以第一人称单数被说出，但实际上意谓的是一个复数，全体。但复数又必须被表现为单数。单数表现了复数的统一性、一致性、内在性和本质性，复数实际上是一假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是“我”与“非我”（我之外的所有他人）的统一体。但是“我”作为所有他人的代表的这一地位是如何获得的？他人怎么能在不经意间就变成“我”？对这一运作过程哲学似乎从来就未涉及，更甚少质疑，至多把他人作为和我在偶然属性上有别但本质无别的东西来看待。 存在乃人的天命，这是因为在原初的意义上，人与存在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或者说，人就是由存在发源的。柏拉图把它领会为灵魂从上天的理念世界的堕落。借助于柏拉图的这一思想，这一堕落规定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以各种各样的变式支配了西方哲学，直到海德格尔。于是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决如何通过人开显出这一源初的存在，在于人如何回归这一源初的存在。领会存在的问题就变成领会人的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一思想的源头我们仍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著名命题，虽然在巴门尼德那里，对“思想”的探讨（即对人的探讨）仍然隐而不显，直到苏格拉底才成为哲学的明确任务，并最终演变成认识论。 针对这一存在论要求，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的首要任务规定为对自我的认识。尽管苏格拉底断言“我自知我无知”，但对自我的认识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只有通过自我，存在才能开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就是人从之而来的那一境域。在此意义上，自我必然是自我充足、不假外求的“原子”或“精神单子”。因此，勒维纳斯断言：“同一的优先性是苏格拉底的教导：除了我之内的东西，不要接受任何来自他人的东西。”② 于是，教学就成为助产，学习则成为回忆。先验论贯穿于整个哲学史，成为哲学的诉求。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胡塞尔竟然能把自己的先验现象学称做西方哲学的“隐秘渴望”。因为存在论的缘故，自我、我思搅得哲学家们寝食难安。我思在近代成为哲学的第一诉求，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付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忘在”代价的，因为我思通过艰难的步履似乎取代了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取代成功吗？存在的退却使我们面临一个无底的深渊：虚无。 二 西方思想一直拒绝面对虚无，凭借着坚实可靠的存在，虚无被完全排斥了。德谟克利特把虚无看做虚空，认为虚空和原子一样实在，“既不比存在更多，也不比存在更少”。彻底的虚无是荒谬的。只有存在可以被思想，反过来也就是说，虚无不可被思想。谁思想虚无谁就犯了逻辑错误，因为想总是要想点什么，不可能什么也没有想。黑格尔倒是把虚无引入了哲学，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思想虚无就是把虚无变成思想，这意味着虚无变成存在，所以“单纯的存在和单纯的无是一回事”，都是“完全的无规定性”。这听起来是德谟克利特的回声。因为存在和虚无都是绝对自身的开端，是最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