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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法总述　　中国的初民宗教发展止于殷商。考古资料与文献证明了三代以前初民宗教的存在。仰韶文化墓葬中在死者躯体周围撒布红色赤铁矿粉末的习俗，就可能表示了某种灵魂信仰与祖先崇拜的萌芽。葬具上的凿孔和割体祭仪，据民族学材料的比较，被认为是分别供灵魂出入之用及对死者的献祭。[33]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初民宗教中之巫的记载：“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虚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斐常，鳏寡无盖。”(《尚书。吕刑》)“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至，术用不匮。及少 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 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 其力，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这两段文字互为印证，记载了初民宗教中巫“民神异业”—“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个阶段的发展。说明中国初民宗教中的巫已然专业化。殷商时期，仍然是初民宗教的发展阶段。“殷人尚鬼”是为公认。“殷墟甲骨中留存了大量的卜辞，其内容以有关于自然神祗和祖先的祭祀为最多。”神灵可分为三类：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地示：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人鬼：先王、先公、先 、诸子、诸母、旧臣。各神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帝”为最高神，“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不过上帝“不享受祭祀的牺牲”，人也不能向他直接祈求，而必须通过先公、先王之类的祖先来媒介进行。[34]这是祖先崇拜侵占最高神地位的表现。至于人格化的自然神，其对于殷人的重要性本就不及天神化的的祖先。[35]可见，祖先神信仰仍是殷人宗教的核心。殷代祭祀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乡、翌、祭、 乡是伐鼓而祭，翌是舞羽而祭，祭是献酒肉而祭， 是献 稷而祭， 是合历代祖 并祭。[36]殷代宗教就其信仰与祭祀体系的复杂性而言，已不单纯是祖先崇拜与巫术的简陋初民宗教。但是，殷人宗教没有信仰的教义教规，神灵系统也还比较简单，远远不是一种成熟的宗教，至多只能称之为较高级阶段的初民宗教而已。 　　如果说殷商宗教的发展仍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发展大体相一致的话，该一致性在周时就中断了。[37]这一断裂以周公改制为标志。而改制的内在驱动力则是自然地理环境压力下对于统一国家的要求。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使人们摆脱了囿于渔猎生活的导致的食物资源不稳定，提供了定居生活的可能。人们相应的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非生产性活动，这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农业发展内在地要求一定的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知识以及制陶、冶炼金属与水利方面的技术。这都成为文明发展的驱动力。因而，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大河流域也是人类文明之光发源的地区。这也是人类早期生产技术落后，更多依赖自然的必然结果。尼罗河流域发展了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则是古巴比伦的故乡。而黄河流域毫无疑问使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甚至一直到十三世纪北方的蒙古人定都燕山脚下的北京以前，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地位从未有过大的动摇。[38]早期的文明集中在黄河干流中部的黄土高原上。黄土主要分布于现在的山西、陕西两省境内，晋南地区是传说中尧、舜、禹的主要活动地区。黄土土质细密，几乎无须高大牲畜就可以深耕细作。黄河将高原一分为二，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与汾河分别流经两个部分。黄河并不是一条温顺的河流。一方面，15英寸等雨线横过中部干流，造成降雨量的很大差异。温带大陆性的气候又使降水量的垂直分布很不均匀。一方面，尽管当时的植被覆盖率应远比现在为高，但黄土的特性使它极易被强劲的水流所分割、崩塌，两大支流带来的与黄河干流的泥沙几乎不可避免。在夏秋的多雨季节，很容易造成洪水。舜、禹时的洪水传说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史实。春秋时，治水都是诸侯葵丘之盟的主要议题(公元前651年)，战国时成书的《孟子》中有11处提到治水。对于黄河，这条中国第二大河的治理，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所能完成。[39]首先就需要黄河流域至少在干流区域的地域统一(中部流域面积就大致相当于一个法国);其次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完备而有效率的政府组织系统，以协调、组织具体的工程运作。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回顾中国历史，治水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40]自然环境这一经济性前提成为统一政治国家的要求的内在驱动力。传说中禹就因为治水有功而被推为领袖。禹以后的夏的存在(约公元前2100年—前1600年)缺乏考古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