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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中国10个著名经济强村实证研究[1] 王景新 郭海霞*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浙江金华，321004）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行理论解释和确立评价指标；然后选择华北山区、华东和中南平原区、江南水乡等不同地域的10个著名经济强村作为研究样本，对其“三化”实现程度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验。文章认为：著名经济强村的“三化”实践，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工业化、城镇化道路，证明并丰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村域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村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 前 言 “中国名村”是指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村落。中国名村变迁研究是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类型（图1）。 “中国名村”研究样本包含三个亚类：其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联合审定的众多古村落中选这样本，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研究过的有浙江兰溪市诸葛亮后裔聚居的诸葛村、武义县俞源村、楠溪江流域的古村落群。其二，开启乡村建设先河的历史名村，如河北定县翟城村。其三，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有鲜明时代标志的著名村落（简称“中共历史名村”），如：中共早期“乡苏模范”江西兴国县长岗乡长冈村、泗望村，福建上杭才溪乡的一些村落；抗日战争时期誉为“小莫斯科”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的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业集体化时代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王国藩“穷棒子社”，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寨村、沙石峪村、石屋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著名经济强村，这些村既是改革发展中的特殊村庄，是当今“明星村”[2]，也是中国未来的“历史名村”。 研究中国名村百年变迁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为农民著历史，为农民谋发展，为农民达心声。实现尊重农民、加快农民发展之目标。第二，提炼、总结和传播农民精英的乡村建设思想以及“三农”现代化的中国（乡土）经验。第三，探索中国“三农”现代化的未来道路、战略和政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们试图通过典型调查，形成“近现代（百年）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研究”系列成果，包括：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互助合作时期的村域经济——西铺村和五公村会计簿记解读；《兴国调查》中的八户农民追踪研究；著名经济强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农民精英乡村建设思想和智慧等。 纳入本研究的样本有10个著名经济强村，包括山西平顺县西沟村、昔阳县大寨村，河南新乡县刘庄，浙江奉化市滕头村、东阳市花园村、台州路桥区方林村、杭州萧山区航民村，上海闵行区九星村，山东邹平县西王村，河北滦平县周台子村。10村中有历史上的模范村、样板村，改革时期崛起的著名经济强村；如果按村域经济类型分，有工业村和市场村；如果按地域分，有华北山区村、华东和中南平原村、江南水乡村和城中村。 一、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理论解释及评价指标确立 （一）村域工业化 村域工业化是在“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村域工业化不仅包括村域内工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还包括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村域产业和经济结构。亦即，村域工业化是指行政村域的工业发展过程，以及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技术、装备、生产组织、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村域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过程。 村庄工业化模式早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通过对辽宁、河北、天津、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8省（市）11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主要是依托原有的农村社区系统进行的，因此可称之为农村社区工业化”（范鹏、刘京等，2002）[3]，可见，村域工业化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如何衡量村域工业化的水平？我们认为，采用村域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指标，即可简捷快速评估村域工业化水平。（1）人均GDP参照钱纳里标准[4]。参考有关专家对当今美元与1970年美元价值折算结果（徐剑锋，2009）[5]，我们把村域人均GDP达到42000元作为工业化成熟期上限（工业化发达期下限）。（2）村域三次产业（A、 I、 S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结构，A≤10%，或者I+S≥90%（其中I＞S是工业型村域经济， I＜S是市场型村域经济）。（3）村域劳动力就业结构，A≤20%，或者I+S≥80%。 （二）村域城镇化 村域城镇化是指行政村域的产业和人口集聚规模、聚落建筑景观和规模、财政收入、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