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胡适的的分析评价.docVIP

鲁迅还是胡适——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上） 统治，但后来不得不一步步偏向国民党，因为他清楚中国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那样，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余三大国否认。更不再有内战，同胞间互杀。 1949年，他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办了一份《自由中国》，初衷是反共，理由是当时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与国民党的思想互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后，国民党处处加强控制，有独立见解的刊物不被见容，最终它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受到镇压。 从这件事上，我们约略可以看到胡适的本性。他是那种一切自经验出发、真正明白何谓科学精神的人。他说：一切思想都从问号开始，有了盘旋在脑际的问号，接着就需要提出“假设”，提出能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经验，作为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以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这原因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至于学理，它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特殊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历史亦已证明，空谈主义是极其容易的，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却没有用场，偏向纸上的主义，则相当危险。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基于这些，“所有的主义与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能在1919年就具备这样深刻的思想、见解，委实难得——多数人不是至今也不能扭过这个弯弯来吗？！ 。 蒋泥 统治，但后来不得不一步步偏向国民党，因为他清楚中国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那样，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余三大国否认。更不再有内战，同胞间互杀。 1949年，他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办了一份《自由中国》，初衷是反共，理由是当时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与国民党的思想互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后，国民党处处加强控制，有独立见解的刊物不被见容，最终它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受到镇压。 从这件事上，我们约略可以看到胡适的本性。他是那种一切自经验出发、真正明白何谓科学精神的人。他说：一切思想都从问号开始，有了盘旋在脑际的问号，接着就需要提出“假设”，提出能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经验，作为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以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这原因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至于学理，它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特殊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历史亦已证明，空谈主义是极其容易的，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却没有用场，偏向纸上的主义，则相当危险。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基于这些，“所有的主义与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能在1919年就具备这样深刻的思想、见解，委实难得——多数人不是至今也不能扭过这个弯弯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