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的前世今生.docVIP

北洋海军的前世今生 　　迷雾中探索 曲折前进 　　19世纪的鸦片战争，英国从海上敲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朝大门，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大清王朝的战败使得士大夫阶级看到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性，其中尤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他们较早地接触欧洲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切身感受到西方文明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大胆提出过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只不过类似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高层的足够重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信西洋利器不过是“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不足为怪”，传统封建观念极大地束缚着满清高层思想的解放，一次惨痛的失败不足以纠正统治者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对清廷军队的压倒性胜利，再次彰显出海军舰队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清朝统治集团中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加强海上力量的必要性，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驱动力促使着清政府作出适当的改变，于是，创建强大海军抵御外侮被列入到清政府的重要日程。在“中体西用”理论思想的引导下，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在付出了67万两白银的“学费”后，满怀欢喜的满清政府竟买来了挂着外国旗帜的“阿斯本舰队”，满朝一片哗然，中英在指挥权问题上争执不下，最终令清政府不得不解散这只不伦不类的舰队。但不论如何，清朝总算是迈开了发展现代海军的第一步。 　　发展海防事业就不得不提及著名的“洋务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强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 黄鹄”号轮船建成下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其后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1866 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可以说，洋务运动对北洋水师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9世纪70年代，中国西南和西北发生边疆危机，日本趁机派兵入侵台湾。整个事件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进而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加速海防建设成为朝野人士关注的焦点。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这篇文章反映出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经过一个多月针锋相对的争论，清政府终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发出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决定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作为经费，加快建设海军，并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第一场“海防大讨论”标志着清朝传统国防观念进行了重大调整，海防问题正式纳入到国家方略之中整体筹划筹办。至此，北洋水师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 　　艰难中发展 初现声威 　　所谓的北洋地区主要包括直隶、山东、奉天三省。在李鸿章奉命筹办北洋海防时，清廷的旧式水师战斗力极弱，沿岸地区防御设施落后，几乎形同虚设，北洋沿海根本就无海防可言。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李鸿章急需从两方面着手，既要培养优秀的海军将领和指挥人才，又要购置和建造坚船利炮。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在李鸿章正为物色海军将领之事左右为难、迟疑不定时，丁汝昌的到来令其喜出望外。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是自己的老部下，骁勇善战、忠诚可靠，还具有丰富的带兵治军经验，是一个不错的人选。李鸿章遂决定将丁汝昌留在北洋，让他参与海军组建事宜，“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在寻找优秀指挥官的同时，李鸿章亦认为培训海军人才的事宜刻不容缓，“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出”。1880年，李鸿章奏请在天津建立水师学堂获得批准。天津水师大学堂作为一所专门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至1900年学堂被毁为止培养各类专业学生六届，共计200余人，为北洋舰队输送了大批人才。与此同时，清朝海军为了不断获取西方军事方面的最新技术，以期加强海防建设人才之急需，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官员积极谋划并奏请派遣学生留洋学习之事。到甲午战争前，连续派遣海军留学生3届，共计79人。所遣留学生在国外苦读数年，克服各种困难，学成后陆续归国，成为晚清海防近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舰船的购置可谓一波三折。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购4艘炮船，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之后又向英国定造了2艘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该舰排水量1350吨，马力2400匹，航速15节，性能优良，是北洋海军主力战舰之一。相对于炮船和巡洋舰的顺利购置，铁甲舰的购买之路并不坦荡。铁甲舰无疑是当时海上的霸主，主要用以参加正规的海上大规模作战，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但清廷内部对铁甲舰的态度分成截然两派，持续不止的争论长达5年之久，焦点主要集中在经费方面的问题。直到1879年，日本以武力悍然吞并琉球国，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