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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标本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19日??共有 0 条点评 打印 推荐 收藏 RSS 分享 ??Linkedin ??Facebook ??Mixx ??Yahoo Buzz ??Twitter ??豆瓣网 单页阅读 字号： 龙港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兴于放权，困于扩权，个中矛盾，堪称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鲜活样本。此样本也标示出：如果不能突破当下行政体制、财税分配体制束缚，所谓“强镇扩权”终是权宜之计 《财经》记者 朱雨晨 实习记者 潘国建 　　从温州市区向南78公里，即来到苍南县龙港镇。 　　龙港大道两侧，成片的工业园区、随处可见的银行网点、星级宾馆和鳞次栉比的高层住宅区，依次映入眼帘。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楼堂馆所、酒肆商场，应接不暇。 　　此情此景，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并无二致。 　　但进入龙港镇中心，又是另外一番情景：高峰期的各个方向的路口，红绿灯难以奏效。私家车、出租车、人力三轮车、公交车、货车和行人汇集。交警、协警逐一疏导，车流人流只能缓缓而行。 　　眼前的一切，又提醒人们，虽然龙港下辖近40万人口，拥有189条街道，在行政格局上，依然只是个镇。 　　2010年6月底，国务院五名参事赴温州，专题调研温州市龙港镇等五个经济强镇的“扩权”改革进展。“强镇扩权”，其核心便是向人口和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强镇”下放财政、人事等县一级权力。 　　据一位参加6月底参事调研座谈会的人士称，会上县级财政、土地、规划等部门都力陈此次改革的难度颇大。一位参事也坦言，在不突破当下行政体制、财税分配体制的前提下，“强镇扩权”不过是 “权宜之计”。 　　然而，强镇走向城市的步伐不会停止。几乎与参事调研同时，龙港镇已开始编制新一轮十年城市规划。 　　回首龙港过去20余年的发展历程，兴于放权，困于扩权，个中矛盾，堪称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鲜活样本。 　　农民造城 　　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些农民在龙港造城的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激情 　　龙港所在的温州南部苍南县，在地理区位上可谓“温州的温州”。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作为海防前线，国家投资极少。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高速公路、铁路尚未修建之时，多山的温州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当时从杭州到温州需车行十几个小时。温州人自我揶揄的话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只有‘死’路一条”（温州话中“水”和“死”同音）。 　　温州南部的几个县，更集中体现了国家投资少、区位劣势明显等特点。 　　苍南县在1981年3月由原平阳县沿鳌江一拆为二而来。县政府所在地灵溪镇属于山区，发展空间较小。时至今日，每到雨季，灵溪镇还经常由于排水不畅而出现内涝。因此，苍南县设立之初，县政府就考虑在鳌江边的方岩下至下埠一带，建立县域的经济中心。此地就是后来的龙港镇。 　　龙港镇对岸的鳌江镇，在分县之前就是整个平阳县的物资集散中心。龙港建设之初，也是以鳌江镇为样本，以鳌江水系为依托建立港口，并完成了 “三通一平”等基础建设。根据1982年的《龙江港区总体规划》，当时苍南县给龙港的定位，便是苍南港口以及全县物资集散中心。当时县里为龙港规划的人口发展规模是，近期1.2万人，远期1.9万人。 　　温州市委党校朱康对介绍说，在龙港建镇之初，苍南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周边乡镇居民到龙港定居，如召开物资交流会，提倡和鼓励个人建房等，但效果不彰，人气依旧不旺。 　　直至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公布，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打通了龙港农民造城的政策通道。苍南县政府于1984年2月向温州市和浙江省提交报告，要求允许务工、经商、从事服务行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即不纳入国家的粮油供应体系——到龙港镇、灵溪镇落户。 　　实际上，早在龙港建立之前，其周边的工业化便已萌动。 　　龙港所处的苍南县江南片区历来人多地少，上世纪70年代末时人均耕地就不到半亩。迫于现实，当地农民只能自谋发展。当时的金乡、钱库、宜山各镇，分别产生了以家庭工业为主的特色产业。如金乡人发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各高校急需校徽、饭菜票。金乡人抓住此机遇，逐渐形成了铝制标牌、硬塑料片的产业群落。 　　至龙港建镇时，整个苍南县共拥有6500个万元户，其中6000多人都在上述三镇。自理口粮入城的政策一出，这些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便涌入龙港，就此构成了龙港人的主体，自然而然地，他们的产业也转移到了龙港。 　　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基本都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束缚。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些农民在龙港造城的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激情。 　　多年以后，回顾当年为何义无反顾地进城，第一代龙港人的回答很朴实——“当了城里人，就能娶城里媳妇”“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做城里人不受歧视”……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