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技巧.docVIP

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于逢春本文的“疆域”是指“领土主权”。领土主权往往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及“国家承认”相关联。就欧洲而言，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最终成型，被认为来源于欧洲各国在1648年达成的、承认了各自所拥有的最终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公约”。　　如果以上述的“领土主权”作为判定基准或参照物来探寻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的话，那么，这个坐标既不能设定到汉唐，也不能设定在大元朱明，遑论商周瀛秦。因为15世纪末以前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域、国家或种族集团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15世纪末，伴随着哥伦布、达?伽马与麦哲伦的大航海，独立生活的世界各地域才被相互连接在一起、被深深嵌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齿轮之中。毫无疑问，渐渐地在这个日益紧密的齿轮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正在形成的欧洲主权国家群。由这个主权国家群的主导，欧洲向世界“扩大”。经过17世纪的努力，到18世纪末，欧洲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编织起遍及全球的贸易网，并征服了非洲、南北美洲、澳洲与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到19世纪初期，已逐渐渗入并控制中东、印度与中国等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地带。　　可见，欲研判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换言之，欲探讨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之衔接问题，只能从基本上与欧洲国家主导世界过程相始终的清帝国那里去探寻，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关于中国的疆域形成与最终底定，以及中国历代王朝疆域与现代中国疆域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其中，白寿彝、孙祚民、谭其骧等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但受时代风气与认知水平的局限，诸位先贤的观点，应该说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孙祚民先生提出了两分法，即“一方面，从今天的角度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标准，凡处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的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的)，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则应当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而，凡在当时还处在各该王朝的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就是外族和外国，只有等到这些独立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而逐渐与汉族融合，或者统一于汉族王朝以后，他们才开始成为中国的民族成员之一，它们的历史，也就成为祖国历史的一部分。”【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无疑，孙先生发表此观点时，可能没有厘清“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前近代国家(部族或个别王朝国家)的区别。因为中原汉族王朝不但不能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即使与“中国历代王朝”也决不能划等号。同时，孙先生没有分清“国族”(nation)与多民族国家中的某一个民族之区别。一般而言，是“国家”(state)创造出了将它自身也包纳在内的国族(nation)，即国家往往先于国族并创造国族。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乃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族，汉族只是这个国族的一个构成部分。犹如中国某一个省(市、自治区)不能等同于中国一样，汉族决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　　其次，白寿彝先生认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对此类观点，谭其骧先生辩驳说：“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第三，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是把“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　　就宏观而言，谭先生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以下几点值得再研讨。其一，将18世纪50年代—19世纪40年代近百年间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时间跨度过大，难以在这长时段流变的时态中确定一个基点。更重要的是，这期间中国的地理空间变动亦大，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大都发生在此时期。同时，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领土的渗透与侵略也在此时期发动。英国于1826年占领中国属邦不丹的阿萨姆、1835年强租中国属邦哲孟雄的大吉岭；沙俄于1822年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正式兼并了清朝属部——哈萨克中玉兹。其二，谭先生虽然提出了论点，但缺乏实证根据。　　由此看来，惟有解答清帝国是否具备或何时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素，清帝国是否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存在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等问题，才能判定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