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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梁建章 黄文政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人口数据，其中有关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的数据如下：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经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又比上一年减少244万人。 二是老龄化率上升：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比2013年高0.6个百分点，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 尽管在201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详尽数据之下，上述变化趋势是预料之中的，但数据所突显的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剧的现象，依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舆论的进一步忧虑。这种年龄结构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孩子以及进入工作年龄的年轻人的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而老龄化程度则靠前，并且在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更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孩子和年轻人比例太低。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而更可能进一步加剧。 我们将用四篇文章来阐述人口数量和结构与经济的关系，本文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人在不同年龄的消费需求和工作能力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经济循环的重要外部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可以粗略地从抚养压力变化来分析。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那么，如图1所示，抚养压力自1980起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抚养压力下降阶段，（2）抚养压力上升阶段，（3）抚养压力稳定阶段。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人口，而图1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20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人口，但这种差别不会对文章的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图 1 抚养压力变化的三个阶段 （1）1980 - 2012年：抚养压力下降阶段。在这个阶段，生育率下降带来孩子比例的减少，多于老年人比例的上升，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则上升。这样，会形成一个孩子和老人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多，老人与孩子少。经济产出中有更大比例，可以用于基本抚养以外的消费及生产积累，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人口红利”。 由1980至2012年世界各国的年龄别人口和GDP数据可以估算出，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根据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变化数据可估算出，在1980年后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中国1980-2012间32年的抚养比变化轨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限制政策从1980年到2012年，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的贡献最高不到0.4个百分点。相当于32年来最多只让人均GDP高了13.6% （即1.004^32-1），即最多快了两年，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15。因为计算过程中每步都是使用最宽松的假设，这个估算应该是其间计划生育贡献的上限。 （2）2013 - 2055年：抚养压力上升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少于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和德国是因为长期低生育率，而最早步入抚养压力上升阶段的两个国家。日本的抚养压力在1990年由降变升，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6%，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2010；Krugman,1998、2008、2013；大前研一，2010；Akram，2012）。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德国的老龄化没有日本严重，而且其劳动力市场和优势产业，是欧洲一体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受益者，但德国在2000年后几年，也陷入经济停滞（欧洲委员会，2008），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德国经济在近年好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德国的工资在欧洲一直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德国在财政上的地位可能牺牲了其生活品质。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0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要晚一些。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