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创业史.docVIP

重读《创业史》 旷新年 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他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悲壮的造屋历程，以此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历史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视角出发，将碎片化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已经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和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重新记述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停滞和破败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蔷醯檬俏铀锖蟠旄＃褡宓尼绕鸲妥鳎蔷醯蒙钍侵档闷诖摹６衷谒窃诘缡永锟吹降氖怯胨堑氖澜缤耆薰氐谋硌莺偷髑椋虼耍癫宦槟痉吹故瞧婀值氖虑椤1]一个良心感到疼痛在农村干不下去了的乡长李昌平，他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本书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创业史》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农村已经住了14年。这使我想起有人说“知青”是历史的悲剧，因为他们被迫“上山下乡”。可是，赵树理和柳青下乡却不是被迫的。其实，“知青”到农村去，最初也是主动、自愿的，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赵树理和柳青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李昌平对于农民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在农村呆下去。赵树理和柳青之所以到农村去，是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那里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创业史》充满了激情。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在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悲歌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单纯的妖魔化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 [2]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中断了历史的循环，使中国农村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解放。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恰恰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3]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4]相反，今天，集体化时代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5]这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 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