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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流亡 形上的困惑 加入書籤: mayhsieh - Culture | 2005-08-27 15:51:37 鼓勵此網誌：0　 推薦這個部落格: 2 無論基於命運的作弄抑或時局的顛沛，出於作者主動意願的出走或是被動的驅離放逐，「流亡」此一命題自古迄今在文學中不曾間斷或缺。宋國誠流亡一直是牽動西方文學發展的精神動力，流亡文學也一直縈繞著西方文學發展的軌跡。自荷馬流浪於希臘諸邦孤獨地吟唱特洛伊戰爭史詩以來，但丁的《神曲》完成於被教皇判處終身流放的義大利佛羅倫斯，伏爾泰和洛克的經典巨著，皆創作於飄移不定的潦倒生涯中。到了二十世紀，移民遷徙和跨國流動成為全球社會的普遍現象，其中「猶太流亡作家」是這一時代精神苦索和飄泊心靈的主要代表。近年來隨著「大屠殺研究」（Holocaust Studies）的解禁和風行，大量的「集中營回憶錄」（memoir of ghettos and camps）被發現和出版，學術界冠以「求生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urviving），來表述二十世紀流亡文學最極端的形式。而後，以「何處是兒家」為特徵的第三世界作家開始浮現，使「跨國流亡書寫」成為後殖民文學的意識主流。出身巴勒斯坦的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以「形上的流亡」來形容二戰期間逃往美國的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 Adorno）一生曲高和寡的心志，他還以「隱喻的流亡」來稱頌猶太作家奧爾巴哈（Eric Auerbach）。這位流落土耳其街頭的日耳曼貴族作家，他那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學批評巨著《論模擬》 Mimesis）一書，完成於納粹時期逃難於伊斯坦堡階段，創作於與自己文化母國失聯斷線之下。薩依德認為奧爾巴哈始終信守「堅毅的無家性」（willedhomelessness）這一美學信條，認為這是「一個人希望獲得世界之愛的美麗道路」。流亡使一個知識分子處於文化交雜的困境之中，這種困境表現為與祖國政治和家鄉傳統的斷裂，異國文化的扞格以及作者自身的疏離感。然而，正是這種困境，一種沒有傳統與權威可以倚靠的狀態，使創作本身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穫。為了強調離鄉背井的好處，薩依德甚至引用十二世紀一位日耳曼高僧的話：「一個人若覺得家鄉是甜美的，那麼他只是纖弱的雛兒，若認為每一吋土地都是其故土，那麼他已經是個強者，但若將整個世界視為異域之地，則他已是一個完人。」流亡──文化臍帶的斷血然而，這條「獲得世界之愛的美麗道路」從來就不是一種賞心的獵美，而是苦澀的歷險。出身捷克波西米亞，因出版小說《懦夫》（The Cowards）遭解聘而流亡加拿大的史克沃萊茨基（Josef Skvorecky）說過，一個作家如果離開他的國家，不管基於什麼原因，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終作為一個個人，他將毀滅！流亡絕不只是地理的遷移或家鄉的遠離，而是文化臍帶的斷血，身分記憶的殘缺。對於後殖民文學家而言，個人的飄泊與民族的苦難是相互呼應、彼此糾纏的。如果要問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所影喻的「輕」是什麼？那是一種民族地基坍塌下的飄搖、文化家園失陷後的無靠、精神失重下的困惑。正如身體和影子的關係，也像是舞者和舞蹈的關係，作家與民族實際上是一種「隱喻關係」，更是一種象徵的聯結，民族的出路是個人精神思維形式的範型和框架，民族的史實是透過個人的精神素質來表現，而個人內在的蒼涼與孤獨，也只有在民族的集體遭遇中獲得理解。在某種意義上，流亡文學是繼現代主義之後一場嚴酷的精神實驗形式，它涉及對世界的重新認知和集體經驗的重塑。後殖民作家強烈的自覺意識、深重的孤寂感和多變的語言敘事策略，正是表現在文化尋根的焦慮、認同確認的苦思、差異的尊重與承認，它進一步上升為一種精神的揭疤、流離的淒涼和形上的困惑。對後殖民作家來說，特別是試圖從歷史失憶、殖民創傷、文化失音、母語失聲的逆境中尋求民族復甦的作家而言，其所建立的「文本世界」往往不是一個經驗的事實世界，而是一個隱喻的、重建的「意義世界」，因而也是一個缺乏歷史傳遞、文化繼承和不可言說的世界。隱喻（metaphor）就其希臘字源來說，是指一種「運界」（bearing across），意指載貨越界和人畜的遷移，它既包括地理的轉換，也包含將理念轉化為詩性的想像。在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喜福會》中，那個操用著「破碎英語」的第一代移民母親，掙扎在文化混雜的困惑和文化代溝的裂縫中；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群山淡景》，倚靠的是記憶的拼湊、書頁的空白，試圖重新組裝一個早已「失魂」的大和精神，模擬一種民族的迷誤和歷史的創傷，《長日將盡》裡的那個敬業的英國男管家，不過是記憶拼貼後日本「過氣武士」的轉喻式縮影。美籍墨裔女詩人羅娜．塞萬提斯（Lorna Dee Cervantes）在〈流亡之航〉（Refugee Ship）一詩中描寫失去母語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