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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之海外贸易（初步摘要稿） 万 明 明清之际的海外贸易，在时间上是以明清两朝鼎革的17世纪海外贸易为研究对象。谈及17世纪的海外贸易，首先必须对于16世纪后半叶的背景有所交待。16世纪60年代以后，在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开启了两种海外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外贸易。经历了诸多曲折，前者孕育了福建海商集团及其合法化，遂使17世纪中国海商成为东亚海外市场的执牛角者；后者孕育了葡萄牙人入居经营及其合法化，以澳门为广州外港，开辟了多条海外贸易航线。二者均预示了晚明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进程中海外贸易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出现与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在17世纪世界形成一个整体的大变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连接了中国与世界市场。 明后期海外政策与海外贸易模式 （一）福建漳州月港开海 嘉靖朝末年倭乱的基本平息，为隆庆初海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准备了条件。隆庆元年 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了朝廷允准。明廷海外政策经历丁一波三折的过程，到隆庆终是大势所趋．完成了从以政治为重心到以经济为重心的转折。调整是在晚明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出现的。发展到明后期，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海内外市场需求扩大，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私人海外贸易已是燎原之火，只能因势利导，以保利权在上。 所谓隆庆开海，是指明朝宣布以福建漳州月港作为中国商民出海贸易港口，从而对明前期的海禁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当时规定，民间商船可出海贸易，只是贸易的对象仍不包括日本。一种连接东南业的双针路贸易网络，即所谓东西洋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隆庆时开海的具体地点，是福建漳州月港。当时月港已由私人海外贸易的汇集地，发展成为繁盛的港口城市。 明代后期东西二洋以文莱为界。万历十七年 1589年 ，福建巡抚周寀对东西洋船引的数量、航行港口和船数都做了具体规定： 东洋 44只 包括吕宋16；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荖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篷各1只。 西洋 44只 包括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呢、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 总共是88只。 后做了增加：占陂、高趾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古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班隘各1引。于是加以上88只，是100只。后因需求不断增加，“增至二百一十引矣。”到万历末年，“海舶千计，漳泉颇称富饶”。随着海外贸易的加速发展，海外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二）广东澳门的开埠 隆庆初年，明朝海外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伴随这一调整趋势，在广东对澳门政策也基本定型，澳门成为中国一个对外窗口的历史机遇到来，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促使澳门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港。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入居澳门后，开展了活跃的海上中转贸易活动，由于海外贸易的关系，吸引了大量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隆庆三年（1569），工科给事中陈吾德上《条陈广中善从事宜疏》，此议经户、兵部复议，穆宗皇帝批准实行。自此，“禁私通，严保甲”成为明廷对澳门政策的基本点，而澳门成为广州外港也由此开端。 万历十年（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在居澳葡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前提下，以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最高官员身份代表明廷，在葡人居澳问题上公开表态，对澳政策确定了下来，葡萄牙人租居澳门，那里成为广东香山县管辖下一个特殊的侨民社区。分析明朝最终将澳门作为一个对外的窗口，广州的外港，最重要的是出于海外贸易需要的考虑。明末商品经济和商品市场发展，社会内部经济运作需要海外贸易，而海外贸易已成为中央特别是地方财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惟其如此，驱逐居澳葡人之议迭起，但明廷终未改初衷。 澳门饷税的征收，《明熹宗实录》记载，澳门葡人“岁输二万金”。这只是居澳葡人每年向广东官府缴纳关税的一个大致的数字。改饷之初，广东市舶司饷额共26000两左右，其中包括澳门葡人所纳。 综上所述，正是在明朝对澳政策确定和明朝地方政府的管辖下，作为广州外贸的门户、中国对外重要转口港，澳门兴起并进入了海上贸易的黄金时期。 澳门的兴起与海外贸易 澳门是以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面貌出现的。葡萄牙人经营的海上中介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输入海外的货物，二是输出中国的货物。前者要保证有中国的市场，后者则完全依靠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 中国生丝和丝绸等商品从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