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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是孰非―无人机引发战争道德危机 　　编者按：时至今日，美军部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他战场上的无人机数量正不断增加，关于无人系统瞄杀平民的道德和法律争论也与日俱增。对此，美国空军第35战斗机联队副司令休斯顿?坎特威尔中校在《联合武装力量季刊》2013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的观点。 　　2002年11月3日，6个年轻人正驾驶着大篷货车毫无戒备地在也门的沙漠中穿行，与此同时，一架无人机正悄无声息地在5千米的高空对他们的行动实施秘密监控。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整理，情报确定其中1个年轻人就是2002年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爆炸案的嫌疑犯。于是，飞机开始准备实施攻击。几分钟后，1枚AGM-114“海尔法”导弹准确命中了大篷车，车上6人全部毙命。 　　此次攻击行动的操纵者，此时正端坐在160千米以外的“捕食者”无人机地面控制站的空调房里。他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操控MQ-1“捕食者”无人机实施了致命一击，达到了最低附带损伤、目标识别和精确打击的效果。这正是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攻击行动―在低风险、低附带损伤的前提下摧毁目标。 　　这并非是美军无人机第一次实施致命攻击行动，但从中可以看出武装无人机的独特能力―既能持久发挥监视平台作用，又能瞬间进行精确致命打击。此次攻击行动的成功，促使美国政府更加信赖无人机的打击能力。但在此，笔者想对美国外交政策对武装无人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做法提出质疑。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在继续扩大，但这种趋势将对国家利益并非都是有益的。 　　无人机攻击行动激增 　　现如今，美国对无人机需求的胃口仍然很大。国防部新近发布的2013财年预算提案，在建议对有关项目进行大幅度削减的同时，却提出增加对无人机的投入，将现有的61条“捕食者”/“死神”无人机巡逻航线增加至65条，并在必要时增至85条。但在美国继续派遣无人机执行国家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有人开始对此提出质疑―特别是针对中央情报局经常使用无人机实施致命打击的做法。 　　美军在巴基斯坦实施无人机攻击行动的次数最多。新美国基金会国家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彼得?勃艮和项目研究员凯瑟琳?蒂德蔓2011年曾在《外交》杂志撰文称：“自2004年6月开始在巴基斯坦实施攻击行动以来，至2009年1月，布什政府共授权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实施了44次无人机攻击行动。奥巴马执政后，更是大力推进这个计划……在短短的2年之内，奥巴马政府审批的无人机攻击行动次数就达布什政府整个执政期间的4倍之多―即平均每4天就实施一次无人机攻击，而在布什执政期间是每40天一次。”尽管这些攻击行动使用的是精确制导弹药，但也造成了巨大破坏，仅在2009年就造成300～500人死亡。 　　2001年9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案》，实质上对增加无人机的使用予以间接支持。该法案准许总统“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其认为是‘9?11’事件后有计划、有组织或协助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或者为此类组织或个人提供庇护者，使美国未来免遭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在此后数年里，美国根据该法案实施了多起致命性攻击行动，对武装无人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对于美军在当地部落地区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头目实施的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甚至称之为“人间游戏”。 　　考虑到政治家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美军伤亡最小化，无人机使用的增加并不应该让人觉得奇怪。理查德?切尼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被问及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存在哪些劣势时，作了如下回答：“如果我们不能尽最大努力利用能力和技术优势，那将是非常愚蠢的……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占据优势，在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的同时，自己付出的代价达到最小化，那么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无人机引发的战争道德关注 　　不过，对于运用武器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这一发展趋势，公众的关注程度也在增加。 　　《联网战争：21世纪的机器人革命和冲突》的作者彼得?辛格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无人机是否在破坏民主”的文章。他担心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无人机使用的增加，政府和公众对于使用致命力量保护国家利益的看法越来越不一致。在彼得?辛格看来，“如果政治家能够避免承担因人员死伤所造成的政治后果―特别是军人伤亡对选民和媒体的影响―那么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他还以美军在利比亚的作战行动作为例证，当时美军使用无人机实施空中打击的做法违反了《战争权力决议案》的相关规定，即在60天内获得国会授权。也许是因为美军没有动用地面部队，使得国会并没有对此次行动进行认真追查。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杜齐亚克这么认为：“无人机是一项使美国人进一步远离军事行动的科技措施，它削弱了对无休止战争的政治制衡。” 　　战争不可能没有代价，即使是在上百乃至上千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