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课题报告.docVIP

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左宗棠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巨大冲击以及本国国内的时局动荡，因此两国都作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来改变当时的现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在近代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同命运。然而，同样是自救运动，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洋务运动却并未是中国摆脱不幸的命运。两次运动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我认为原因是多元的，它关系到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 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主观原因： 洋务运动中封建顽固派的阻挠与反对更加强烈：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因此，他所遇到的阻力会小的多，而相比日本，洋务运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满清政府从根本上就是想借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同时给国外侵略势力一个警戒。它根本就没有寄太大希望于洋务运动，因此对于一些过分的请求也是加之阻挠，毕竟，大权还是掌握在封建主慈禧太后手中。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也不敢重用汉人曾国藩等洋务派代表，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两次运动的领导力量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洋务运动的实际领军人物只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不仅得不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不会有勇气与热情冒风险去实行什么自强运动，所以即使做了一些改革措施，由于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及未能高瞻远瞩的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抑或由于他们没有实权或他们本身的封建性与腐败作风，这些所谓的自强运动最终也只能以失败收场。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领袖不仅年轻，对改革充满着激情，而且他们均直接或间接获得西方知识与思想的熏陶与学习，因此对改革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制定的改革措施更全面而且行之有效。 两国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心，自然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社会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然而，日本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没有太大的负担与牵绊，因此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熏陶于新思想的教育。例如，日本岩仓使节团的出访确立的方针就是凡是于我有利的一切改革措施，一切先进的思想，一切有益的制度，通通接纳。正如太久保利谦在《岩仓使节之研究》中中写道“凡事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这足以说明，他们没有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或思想有负担，更没有所谓的自大与无知。他们清醒的头脑与远瞻的眼光使得的他们得以真正吸取西方有益之处以供己用。同时，由于日本本民族的地理位置的束缚以及从小的军国主义教育，因此他们更有侵略性与危机性。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因此，相比地大物博而安分自足的中国，这种急于扩张的刺激与动力无庸置疑使得日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更加有利。 改革的内容与指导思想不同：日本新政权在成立之初就宣布了《五条誓文》的国策方针。其中的“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和“求知识于世界”等语句却反映了日本新政权的进取精神，也树立了日后改革的指导思想。然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自己的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种局限性使得中国更加远远落后于全面而积极西化的日本，也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改革的动机（如上面二.1所介绍） 两次运动的历史评价的比较 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建立了一些近现代军事工业企业；在文化教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