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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摘要：我国城市社区理论研究与实践现仍处在起步阶段，城市规划领域的社区研究还缺乏与其它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结合。本文分析了国内社区规划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在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建立城市社区规划的理念与方式，实现理论和规划方法的两个转型。为进一步探索建立我国社区规划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了尝试。 　　关键词：社区规划 问题 理论 方法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A 　　1、背景 　　进入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逐渐展开，全国性的社区建设兴起。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1年7月，颁布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把“社区建设”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鉴国外社区发展运动的经验和理念。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和国家制度约束条件的不同，二者根本性质和基本方法是存在很大区别的。此外，我国社区建设产生、发展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具有了与国外社区发展运动不同的时代特征。 　　与国外社区不同，我国城市社区从她的诞生之日起就烙上了深深的行政印记，是一种“行政区―社区”模式。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紧紧的与基层政权建设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区建设逐渐展开的过程中，常常把理顺区、街管理体制，增强区、街的协调管理职能，提高街道、居委会干部素质作为重要工作，而且还把建立健全基层社区党组织，加强社区党的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与许多国家的社区发展活动相比，我国社区建设具备更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组织保障。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当今的城市中，社区是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所辖区域为主要标志，是城市的细胞和基础，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最密切，是社会问题最敏感、最集中的地方。社区是21世纪中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社区建设则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工程。 　　2、我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现实分析 　　2.1、对社区本质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社区运行方式的行政化倾向过于强烈，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职能，社区功能错位 　　刘君德认为社区的本质应是以人为本，社区自治，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1]而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是“行政区―社区”的模式，社区规划建设实践很少触及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将行政区等同于社区，社区规划表现出强烈的行政色彩，规划编制自上而下，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规划的指标体系过于庞杂，规划内容过于面面俱到，许多都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口号，缺乏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措施，结果就是规划目标很难实现。另外，社区功能错位，社区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甚至是无所不包的功能。社区功能边界在理论上的模糊，将社区与“小政府，大社会”中的“大社会”等同起来。这就使得人们误以为原来许多由政府承担的功能，现在要回归社会，就是要由社区来承担。社区与市场、社区与政府的功能边界不清。 　　2.2、社区规划建设成了民政部门的常事，社区组织间缺乏必要的横向联系，条块分割仍较严重 　　我国的城市社区规划建设是在民政部门的大力推进下，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取得重大进展的。然而，由于我国社区管理结构以单一的纵向联结为主，属于典型的行政直线制，社区内的政府派出机构、多数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各有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相互间并无直接联系，影响了社区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结果是社区内某些服务设施由于多头建设供过于求，而一些设施却由于资金、管理等原因得不到兴建。研究各地由民政部门制定的社区规划，往往流于口号的形式，缺乏具体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法和手段，作为主管编制城市规划、进行城市建设管理的规划建设部门却很少参与到社区规划、建设中去。而规划部门由于在规划理论上缺乏相应的准备，在规划方法上缺乏相应的对策，在运作机制上缺乏与街道、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沟通的渠道，使得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在社区层面缺失。 　　2.3、社区规划的空间单元划分有待完善 　　我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落实到哪一级空间范围，目前的认识、做法还不尽一致。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民政部的23号文，明确将城市基层社区定位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提出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幅度及其划分原则。一些城市也重新进行了社区划分，如南京市鼓楼区按照地域、人口、认同感和本着便于自治、便于管理、便于资源共享的原则，按1000―3000户的规模，将全区173个居委会调整为83个社区。[2] 　　应该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