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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经济增长与国企改革 　　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在我国国内，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我国政府用“新常态”来概括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和提质量调结构的压力，一些国际机构用“加快结构性改革”来提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劳伦斯?萨莫斯等很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则用“回归全球均值”来说明长期高增长的不现实性。 　　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水平不高、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速至少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能在克服粗劣的增长方式和丑陋的增长后遗症的情况下。 　　找回中国增长“失去的环节” 　　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过和谈论过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从标准的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无非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投入速度的衰减、生产率提升难度的加大，等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想赘述。但宏观分析框架的精密性背后所存在的缺陷，往往被严重地忽视了，这不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分析与实际情况的不吻合，更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研究的政策涵意不得要领、或者偏离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和直觉。这个缺陷就是：标准宏观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直接纳入其中，而人们都知道，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 　　经济增长研究所关注的劳动、资本、生产率，乃至研发创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等，这一切是自动生成和自动发生的吗？不是！这一切都由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来生成和发生。如果没有企业的活动，劳动、资本等要素以及研发创新、知识创造等创造性因素，又如何能够进入到经济过程中去，然后造成经济增长并继续内生延展下去？可惜这些简单而又非常要紧的道理被标准的宏观经济框架抽离掉了，在很长时间里，国际上只有威廉姆?鲍莫尔等少数优秀的经济学家试图克服这一缺陷，他们批评道，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一个“失去的环节”（missing link），并呼吁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 　　分析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更需要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包含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国企群体。如果无视这个国企群体的存在，如果忽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不同，就不能找到提振经济增速的完整解决方案。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即使在那些不存在庞大国有部门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市场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这个“失去的环节”也隐藏着许多拖累经济增长的疾患，譬如非外向型部门的企业效率低下并乐于寻租。这些将“失去的环节”连接到宏观框架的研究，尽管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全新的分析方法，仍然是基于生产函数和生产率的研究，但这样的研究路径的确非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企业特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简政放权、改税限费等方式为企业的创立和创新清除了更多的障碍，正是朝着找回“失去的环节”而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如果还能大力推进对国企群体的改革，就可以在找回“失去的环节”的道路上迈出更多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体制增长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不容易说清楚。一方面，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看到国企被政府要求“保增长”，国资委还专门设立了保增长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并向国企下达有关任务、指标，看起来国企对于提振经济增速有正面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企比重较大的区域，如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宏观周期的收缩阶段下滑更厉害。因此，应该超越单纯的现象观察，努力揭示中国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可信的逻辑联系，并建立可算的数量关系，这样才有意义。 　　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更大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更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可以使资本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从而可以更加有力地增加资本存量和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显著地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提高区域经济的外向度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可以增强对物价上涨的消化能力，有助于抑制通胀，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研究结果显示，改革步伐停滞的国有企业，在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起着增长抑制作用，构成了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拖累；坚持推进国企改革，对于提振经济增速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获得量化的研究结果，我们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基准情景，并设定了三种进度的改革情景：第一种情景是缓慢的改革，每年只对代表5%国有部门产出的国企进行改革，即将这些企业改造为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续进行十年；第二种情景是稳健的改革，每年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10%的国企进行同样的改革并持续同样时间；第三种情形是积极的改革，即每年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20%的国企进行同样的改革并持续同样时间。 　　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