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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的困境与突破 　　农村金融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由最初单一的农村信用社，发展至今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有所增加，但其经营管理粗放、问题突出，与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当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农村金融机构被动陷入市场鏖战，面临发展困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机构都必须回归金融的本质。农村金融具有特别的生存发展意义，除了回归金融本质外，还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出发，找准市场定位，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谋求新的突破。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 　　中国农村金融在践行普惠金融中各尽所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崭露头角，开始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但是，随着“市场决定论”、“利率市场化”、经济增长放缓等宏观环境的深度影响，中国农村金融率先遇到发展的新困境。 　　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需要。在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长期存在。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客户，渴望得到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是大量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账本上，没有实现效益最大化。这种死结长期解不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村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是最主要的原因，农村抵押物不足是“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监管层迅速响应，力推利率定价的市场化，毋容质疑，农村林权、宅基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等农村主要生产资料要素没有实现市场化，这对于农村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公正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缺少的正是解决不公正问题的要素市场体系，包括主要生产资料要素评估机构、交易平台、担保退出机制等。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够强大，不堪承受“主力军”的重担。在众多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三农”生缘最早、结缘最深，县域农信社（或农商行）市场份额常占五成左右，对于“三农”的贷款增量常占八成左右，已确立起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但是，部分农合机构历史包袱仍然较重、法人治理结构仍然不够完善、经营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小法人、大系统”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联动发展的动力不足、后台服务能力不强，农合机构整体实力不够强大。在依然承担大量政策性金融业务情况下，如不进一步做大做强，则难以承担“主力军”的重担，难以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定价机制不健全，不能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利差收入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的收入来源，利率管理自然是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金融市场资金定价受各种因素制约，还无法完全实现市场化。首先，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议价能力较弱，定价机制不健全，资金议价定价能力与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显得较弱，尚未能准确运用各种精细化模型和定价系统对本机构存款成本水平进行科学核算；尚无法根据客户群进行有效的分层管理和细化管理；尚未能分别制定有吸引力的贷款利率，优化客户结构；尚未能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来实现精细化管理，引领机构朝精细化管理转型。其次，受民间金融定价大起大落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冲击。最后，监管层同样严格的资本约束和业务管理，对农村金融机构议价定价形成了一定的时空限制。 　　风险管理不够严密，难以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国内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去杠杆、降产能、挤泡沫”的过程，个别企业停产歇业、大股东和大客户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当前风险跨市场、跨机构传导特征越来越明显，单家农合机构的风险容易传染到多家农合机构，单个风险可能演变为多种风险，导致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彼此交织，相互叠加，共振放大。除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之外，各农村金融机构多为法人层级低、资产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面临严峻的考验。从目前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最先守不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可能依次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不合格农信社，不够强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同样可能发生较大的金融风险。 　　农村信用不透明，严重制约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信用水平直接决定市场交易效率，决定交易中的“摩擦成本”。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几千年“安土”习俗形成的乡土文化传统，网格化的人际关系特征，农民、小微企业对内信息真实与对外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比较普遍，陌生人之间信用信息“刚化”程度不高。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