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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的财税杠杆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继我国提出珠三角发展战略、长三角发展战略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按照京津冀功能区定位和产业一体化发展、差异化合作要求，调整京津冀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实现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财税手段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引导和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重趋好的发展态势。从总量上看，2014年，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为66474.5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4%。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生产总值占京津冀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2.1%、23.6%和44.3%。从京津冀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7%、41.1%和53.2%，北京市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到77.9%，分别高于天津市、河北省28.6和40.7个百分点;天津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同为49.3%，河北省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51.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种跳出行政地域限制，立足于区域战略规划的新时代城市群发展模式，要求三地形成一种合作竞争、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发展状态，实现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 北京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已经率先在全国形成了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与之相比，天津、河北依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三地的功能定位上，北京应继续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地位;天津则强化北方经济中心、北方金融创新运营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功能，此外还需作为北京的研发转化基地和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发展区域性服务业;而河北的定位则是先进制造业、原材料加工、机械装备、能源储备等，可以作为京津的产业转移基地、生态屏障、科技转化基地，以及两个城市的休闲度假区等。在三地错位发展的同时，实现差异竞争和组团式发展，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 现行政策局限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进行产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而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利于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具体体现在财税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产业结构调整导向不足、税收政策的口径和执行差异三方面。 首先是财税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分税制一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过近年来弊端越来越明显，其中不同地区总分机构税源划分问题尤其突出。北京作为首都，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企业总部，按照税收制度，设在天津、河北两地的分支机构的经营成果需汇总至北京纳税，导致津、冀两地的付出和收益不对称。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实质上是三地利益协调的过程。由于京津冀分属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税收利益直接关系到三地的财政收入，三地考虑更多的是本地经济，各自为战、无序竞争的现象仍然存在。国家层面税收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三地的发展利益难以协调，无法实现京津冀的快速协同发展。 其次是财政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针对性不强。现行税收政策虽然对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但在一些针对具体行业直接有效的优惠政策却没将京津冀地区涵盖在内。同时，对已经明确定位的产业布局也缺少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对信息技术产业促进作用明显，但示范城市中没有河北城市;再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的通知》，明确要在天津试行启运港退税，但相关税收政策却一直未能出台。 第三是税收政策的口径和执行差异。一是环京津地区的河北省内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房产税税负高于京津地区，导致该地区企业向京津迁移。这种区域间税收差异直接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二是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范围上明显较河北曹妃甸重化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区、沧州渤海新区和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宽泛，在财政资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三是京津地区使用综合征收率办法来管理一些特定行业，导致税负差异，如北京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政策中，房屋性质是住宅的综合征收率为5%，这低于河北分税种征收税率。 财税政策取向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三地需紧抓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树立区域财税观念，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建立合理的京津冀财税统筹协调机制、适度调整财税政策、建立京津冀财税改革现行实验区，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财税政策体系。 首先，应该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京津冀地区财税扶持力度。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革，为京津产业顺利南移、河北有选择性地主动承接优势产业、拒绝落后产能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政府需要从多角度统筹规划，制定有利于区域发展的宏观政策，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京津冀地区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同时，强化“软环境”建设，提高财政税务机关服务水平，打造健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