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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贪恋着 杨葵先生把数百个筷架从纸盒里拿出来，一一摆在桌上。材质不一而足，有青花瓷、陶、铜、塑料甚至贝壳；造型各异，十二生肖聚在一起，豆荚、蝴蝶、莲花分散各处，还有一组Hello Kitty，安静地趴在角落里。他的客厅原本整洁素雅，墙上挂着王亦农的书法，柜子里是收藏的陶杯、瓷碗和大部头的书。抖落几纸盒的筷架之后，客厅顿时显得很热闹，仿佛多了数百个叽叽喳喳的生灵。 筷架是用来架起筷子的小物件，以防止筷子直接接触桌子，取净洁之意。很难有人说得清它究竟兴起于何时，又被何人发扬光大，也从未卷入某个被津津乐道的典故――它太不起眼，不是收藏的上选。杨葵迷上筷架缘于一场饭局。十几年前，他和几位友人在东四十条的饭馆吃饭，有朋友取下纸质筷套让在座者签名留念，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日期。此景颇令杨葵动容。他自北师大中文系毕业以来，一直在作家出版社任编辑，是传统文化的拥趸。“我当时想，这不就是一份日记吗？”他说，中国古代文体中有“交游考”，研究人的交际历史，“若干年后，年迈的人在夕阳下摇椅上，条分缕析每个筷套，以老朋友们的签名，勾连出往昔时光，（就像）彭斯那首著名（的）诗里那种的，下酒。这创意着实不赖啊。” 他琢磨也想收藏类似意义的物件儿，眼光一移，发现筷子下面卧着个架子，攒东西的情结上了头。杨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当时他是著名编辑，与各地作者往来频繁，而且“狐朋狗友”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饭局，北京城的若干个酒吧都挂着牌子，吃饭喝酒到夜里三四点，这一天才算过去。 有了收藏筷架的念头后，杨葵跑饭局更加勤快，进饭馆先看筷架什么样儿。要是没有筷架，这家饭馆就上了杨葵的黑名单，下次朋友再叫也不去了。不久在一家日式餐厅小酌，看见餐桌上摆着两枚石子儿，黑底白线，十分漂亮，他很动心，于是提出要买一个筷架，对方先是惊讶，然后直接送了他――大多数情形都是这样。也有饭馆开价500元一个，杨葵还到50元，痛快收入囊中。 因为做编辑，作家朋友多，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他对筷架的喜好，也很快通过友人不断发表的文章被人所知。朋友们开始从世界各地给他带回筷架，杨葵的藏品大大丰富。 摆在桌上的筷架，杨葵都能准确说出是哪个朋友所送，或者是从哪次饭局载宝而归。作家张悦然在新加坡读书时，每次回国都给他带回别致的筷架，有一对是树脂蜻蜓和蝴蝶，雕刻精细。朱砂和王咪夫妇从日本给他带回几套铜制筷架，名家所造，每一套都有名字，澄黄厚重，造型上却简单清爽。杨葵爱不释手，高兴了好久。 杨葵穿宽松的麻布褂子，坐在一桌筷架后面，像个老地主，如数家珍。这方寸之间，是他的居心之所。“假如说一个人到日本去玩儿，人家看到这个东西，当时他能想到你，我觉得太满足了。” 杨葵打小儿就喜欢攒东西。他追溯到童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反革命，1950年代被从北京贬黜到苏北县城的五金公司。杨葵就出生在那里。家里常年阴云笼罩，他就躲开，在院子里捡废铜烂铁，觉得有一天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比如造个飞机。同龄的孩子不爱和他玩，他天天骑一辆三轮车转来转去，想象自己是一个特务，在努力搜集情报，木板、铁皮、小麻绳都是线索。 家境清贫，孤独的童年也没有任何物质补偿，他渐渐滋长出对物件的占有欲。包装不舍得扔，盒子不舍得扔，两个月前收了几块榆木板，想着要钉一个架子，就一直搁在门口。妻子唠叨他，限你10天之内处理掉，他就笑笑。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占有欲的，这个也是我比较纵容自己的爱好的原因，”他说，“因为人性当中总会有一些占有欲、贪啊什么的，你贪嗔痴总是需要有地方释放的。”还有，就是“安全感”，把收藏的物件铺陈一桌子，被簇拥的感觉让他安全。“我老婆经常说我的安全感是比较缺乏的，这就是人的性格原因。”他笑言。 筷架是安全的贪欲。它小、少有人重视，甚至算不上正经收藏；但筷架可精巧，可古朴，还裹挟着有关友人的回忆。杨葵入此道，乐得自在。 筷架也分上中下品。上品用材讲究，造型别致，比如那几套来自日本的铜制筷架；中品姿色平平，但不出错，比如常见的青花瓷枕形筷架；下品一般是批发品，陶瓷弯成一个弧度，造型粗糙。他还藏有从天津包子铺收来的筷架，一只看不清面容的陶瓷狗，上面写着“狗不理”，令人捧腹。 杨葵把少数藏品称作“极品”。他拿起一个竹篾打的结，称这是他心里最高级的筷架。看似简单，却心思讲究，跟各种餐具百搭。他喜欢大巧若拙的风格。 筷架不是餐桌上的必需品，再贵的饭馆也可以没有这物件。但如果有，而且很特别，“我会觉得这个餐馆一定有高人”。筷架带来某种仪式感，只有看重吃饭过程的地方才会堂而皇之地摆上。杨葵最常从日式餐厅搜集筷架，日本料理对器具很讲究，时有惊喜。他收藏有一套拇指大小的手绘青花瓷筷架，就来自日式餐厅。 从筷架的样式也能够反推餐厅的风格。“狗不理”筷架令人想象一间朴素但实惠的平民馆子，简易大气的陶制筷架适合和风。杨葵拿出一只金色大筷架，线条简单，像小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