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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国家资产负债表 　　我们谈论中国奇迹时，往往把功劳归功于改革，但其实开放才是最直接的力量。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初期，开放不仅带来了稀缺的市场需求（外需）和生产要素（外资），而且通过倒逼为改革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的本质就是开放。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建设开放统一的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让商品和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新常态”之下，要想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扩大开放”。 　　“新常态”下的第二次开放必须要有不同于第一次开放的新思路。 　　第一次开放是以WTO为标志、以贸易为核心的单向开放，中国的角色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我们做的事情是“卖商品”、“卖资产”、“买资本”。这个阶段的开放主要依靠两大红利：一是全球化红利，加入WTO使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贸易成本大幅下降；二是人口红利，中国的劳动力适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增加了8000多万，2010年劳动力人口占比最高达到74.5%，再加上城镇化的相对滞后，使中国保持了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但目前来看，这两大红利都在弱化甚至变成拖累。一方面，全球再平衡步伐加快，各国竞相贬值拉动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贸易逆差持续收窄，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出口市场产生挤压。 　　另一方面，中国从2011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会导致储蓄投资缺口的收窄，而且抬高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 　　“新常态”下，中央已经开始改变开放的思路，加快以“一带一路”为标志、以资本为核心的双向开放。中国的角色正逐步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未来不再是“卖商品”的“世界工厂”和“买资本”的“资本输入国”，而可能逐步成为“买商品”的“世界市场”和“卖资本”的“资本输出国”。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 　　过去对外战略的重点是“韬光养晦”，被动接受规则，现在的重点要转向“有所作为”，主动改变规则。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到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时，首次提出“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背后的含义其实是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改变者”。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动改造多边贸易制度。加入WTO曾在国内引发争议，但事实证明，正是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让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加快推进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ABC WTO，即排除中国在外的新贸易体系（Anyone But China），以此重新夺回失去的市场份额。 　　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会坐以待毙。一方面加快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建设，比如中国与瑞士、新西兰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和贸易区建设，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二是主动改造多边金融机构。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仍然是“二战”之后由美欧日主导建立的旧体系，与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不匹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严重缺失。 　　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世界银行（WB）、IMF等多边机构中的投票权甚至不到4%，同时，在世行的投票权也从只有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国。中国这种边缘地位明显与其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美国和日本却在世界银行、IMF和亚开行（ADB）等主要多边金融机构中占据老大和老二的位置，美国更是享有一票否决权。 　　十八大之后，中国改变策略，另起炉灶，主动组建新的由自己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未来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主的多边金融体系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2013年3月，中国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共同宣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是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第一个重要的多边金融机构。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由各创始成员国均摊。 　　2014年10月，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随后，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先后宣布加入。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达到57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所有主要经济体。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其他各意向创始成员将以GDP为权重分配股份。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 　　改革开放的初期，重点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