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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养老保险顶层设计 　　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12亿，占总人口15.5%，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单一的现收现付制（以同一时期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面临支付压力，养老制度不得不加快改革进程。 　　《财经》获悉，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主导下，中国的养老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在酝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明确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 　　虽然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但制度设计依然有较大分歧。 　　财政部倾向于在不改变现行“统账结合”的制度下，扩大个人账户规模，提高个人账户在养老待遇中的比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则从增强制度共济性和改革成本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主张缩小个人账户规模;国家发改委的态度尚不明朗。 　　养老保险改革何去何从，是更偏向商业激励还是共济性，抑或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引入补充支柱，事关国民福祉，各方面高度关注。 争议“大账户方案”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下发文件，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根据规定，企业缴纳职工工资的20%部分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个人缴纳工资的8%进入个人账户。这种模式希望吸纳“现收现付”和“积累制”两种制度模式的优点，但在运行中，现收现付模式亏空巨大。 　　“现在的争论在两点上：一是要不要做实个人账户。二是要不要扩大个人账户规模。”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告诉《财经》记者，今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基本养老金制度并轨的方案出台后，如何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讨论更趋激烈。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提出，将单位缴费（工资总额的20%）和个人缴费（工资收入的8%）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实行零统筹、“全账户”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成为产权明晰的个人资产。 　　部分赞同的学者认为，此设计有利于减轻国家对养老的负担，同时对参保人也有激励作用。反对者认为，短期来看，这种养老制度设计减轻了政府负担，但是长期来看，政府负担加重。同时，“多缴多得”对参保人的激励过于理想，其作用也远未达到预期。 如果剔除了财政补贴以及个人账户资金 实际上全国的养老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第一个实施“全账户”养老方案的国家是拉脱维亚，2000年瑞典改进、实施了这一方案。瑞典采取名义账户制替代原先由国家财政负责（个人缴费率仅为1%）的基本养老金和雇主负责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名义账户制的资金来源于雇主与雇员共同缴纳，占工资收入的18.5%。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建议实施“全账户”方案，这意味着要取消社会统筹，该政策建议得到了财政部门的认可，但部分社会保障学者认为，这违背了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初衷，不应当过于主张商业保险的精算、激励原则。 　　财政部门官员认为，8%的养老个人账户在养老待遇中比重偏低，因而主张实行以个人账户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现行的28%缴费比例不变，扣除24%以后用于确保基本养老金当期发放，4%用于历史遗留问题解决。 　　上述主张遭到反对后，财政部门退而求其次，提出将28%的“全账户”方案改为个人账户为16%（单位和职工各缴8%），余下的用于社会统筹，即社会保障学术圈热议的“大账户方案”。知情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养老保险体系设计时，就有人提出设计一个16%的个人账户，但最终未能成行。 　　宋晓梧反对实行“大账户方案”。他认为，这种制度设计将初次分配的差距，扩大到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再分配领域，这与现阶段应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共济性相悖。 　　改革初期，中国城乡的基尼系数在0.2左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配制度的改革重在打破平均主义，于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了个人账户，体现多缴多得的原则。1997年，全国统一为个人缴纳比例为工资总额的8%。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在十多年前就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在宋晓梧看来，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等在内的二次分配项目，应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也认为，深化养老保险改革应以增强共济性为出发点。他一直主张缩小个人账户规模，甚至表示可以取消个人账户，为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留出空间。 从“做实”到“完善” 　　1987年，国务院颁发《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提出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所需资金由企业和工人共同缴纳，这成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开端。后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由城镇所有企业和职工，扩大到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次年进行试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