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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师成思危之答 　　2015年7月12日，一代管理大师、本刊总顾问成思危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成思危辞世，又一次震惊中国管理界和知识界。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纷纷刊文悼念，党和国家给予了成思危很高的评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这里我们深切缅怀成老，缅怀他爱国敬业、崇尚科学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珍重他留给我们的曾经影响过改革开放和人民经济生活并且还将长期影响下去的那些理论和著作；铭记包含成老独特哲学思想、管理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至理名言，还有成老对《管理观察》杂志的谆谆教导，以及对管理访谈活动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用终生奋斗、知识报国给我们留下的人生答卷。 　　从成思危之答想到的 　　成思危之答，就是回答成思危是怎样运用知识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进而回答广大青年、知识工作者和领导管理者面对转型“怎么办”的问题。成思危之答与钱学森之问有着内在联系和密切承接关系。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后来成为了一个全社会的重大命题――“钱学森之问”。这个重大命题冲击了整个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这意味着我们学校还没有形成一套培养创造发现型人才的模式；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脱颖而出的良性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总之，当今的教育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好模式、好机制。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是从宏观上提出问题的话，而成思危之答则是从成功个案上回答了钱老之问。可以讲，成思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品质，这些东西是当前许多人迫切需要的。 　　选择方向将决定一个青年人的命运，如果成思危不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就没有他以后的一切；知识创新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作为，如果成思危不改行学管理他只能是一个专家人才。只因有了化工与管理的融合，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才使他成为一位中西兼容的跨学科国际人才。国内专家很多，为什么没有达到成思危的高度呢？除了他们创新能力不足外，根本原因是成思危是一个知识创新型的帅才，当今社会单从专业角度去解决复杂问题就显得不够了，而是帅才制胜。创新型人才并不是都能影响到国家高层决策的，成思危做到了，他利用人大、政协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把自己的想法、研究成果在最短时间内提供给国家高层领导，用于决策参考，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之，成思危之答，对当今青年前途的选择、科教知识界在当今社会怎样才能大有所为、及各级管理者该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等问题，都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回答。 　　方向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 　　爱国主义家庭教育是一个青年确定理想的营养基，成老对新中国的理想，决定了他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成思危自幼便接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父亲的救国情怀和爱国行动更是耳濡目染地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知识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成老曾这样深情的回忆自己的父亲和青少年时期――记得我12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我父亲成舍我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南京，五岁开始跟祖父学读书和写字。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又迁徙不定，他只能靠发奋自学，特别喜好作文。当他15岁时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他只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章兆鸿老师（此人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的指导下学习作文。此后他在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因文笔犀利、才华出众而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1918年父亲报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因他既无学历又只会中文，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经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批准，先当旁听生入学听课。他经半年苦读英文等科目后，通过考试获准转为正式生。此时他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经李大钊介绍进《北京益世报》当编辑，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3年后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