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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诸形态统一的哲学研究 　　摘 要：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是中国梦在不同视域下的具体形态，三者的统一并非是简单的加总或量上的叠加。因此，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在马克思对于人、历史以及实践等问题的论述中找寻其理论基础，才能够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刻理解三者统一的核心、基础以及途径。 　　关键词：中国梦；马克思；实践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77-02 　　中国梦是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在哲学层面“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因此也就必须从哲学层面深入研究和剖析三者统一的机制，即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三者统一于中国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深刻批判了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局面，消灭了思辨哲学，以其历史观在整个哲学领域引起了全新的变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只有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才能够正确地理解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作为中国梦在不同维度的具体形态的根源以及统一基础。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梦“三位一体”统一的核心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实践人道主义的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本质上区分，认为对于宗教的反抗所形成的人道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而对于私有制的扬弃才能使理论的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1]。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理论人道主义传统可以追述到中世纪末期的人文复兴运动。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与反抗拉开了近代哲学的帷幕，以“杀死上帝”为旨归的近代哲学凭借着科学技术的力量为人类的启蒙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中，对于主体性的张扬成了一个辉煌时代的主题，宗教神学的铁幕终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摧毁，致力于以理性光辉照亮世界的伟大科学家与思想家层出不穷。但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却没有能够完成它赋予自身的历史使命，无论在面对自然还是在面对自我时，人一直都被异化的阴霾所笼罩。于是，神话的消除成了对神话的创造，坚信能够确证自身力量的人却始终在确证着他的异化形式――人的逻辑被以资本为代表的物的逻辑所掩盖。 　　与理论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并没有从异化的世界、从物的逻辑，而是从历史的逻辑、从真正的人的逻辑出发，从而恢复了人类的实践本质，“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1]。 　　因此，任何梦想都必须从现实的人、从人的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才能够明晰其内在基础与未来可能性维度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中国梦同样如此。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期的必然历史归宿，同时也彰显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特点所在。由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始终处于异化了的状态，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所谓的人权或人道主义，但是仍然不能脱离理论人道主义的弊端，致使任何对于人的理解都沦为了抽象的、空洞的以及非历史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历史，人与人民、民族不但不可能达成统一，而且甚至会使它们对立起来。 　　在实践人道主义看来，单一的个体形式并不是独立地存在着，通过实践这一否定性的确证活动，人总是不断扬弃自身有限的特殊性以适应群体的普遍性，因此实践的个体必将在历史中实现他的总体化，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个人势必以人民以及民族的总体形式出现。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当作为人民或民族的个体以整体利益为自身价值时，个人、人民以及民族就达成了“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尤其是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立场的贯彻，不仅为中国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前提，更使得中国梦在本质上与“美国梦”、“德国梦”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唯有在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基础上，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才能够切实地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梦想之中。 　　二、历史是中国梦“三位一体”统一的基础 　　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之间“三位一体”的哲学统一是一种内涵统一而非单纯形式上的一致，因此只有在历史的视域中才能够被真正理解。在黑格尔之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无法充分理解主客体的统一。所以，自近代哲学以来，由笛卡尔奠定的形而上学基础一直面临着挑战，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能够僭越它经验的有限性，进而统摄人文科学。休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开辟了道路。康德虽然开启了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但是形式逻辑的绝对同一却因为悬设了物自体而无法解决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统一。黑格尔打破了康德形式逻辑的窠臼，正如他对康德所做出的批判一样，思维彼岸的物自体根本就不存在，思维的对象是绝对精神的异化的结果，因此与绝对精神在历史中得到了统一。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视域，只不过后者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结果。 　　梦想的实现所关涉的恰恰就是历史问题。正如如果丧失了历史的视域，现实与梦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