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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里的书房 　　我高中念的是小城里一所寄宿学校，每周只有周日下午两点半学校的大门才会打开放行，到了六点半班主任就开始在教室里点人头。缺席者的名字会写在黑板的右侧，迟到者则需站在门边等待老师的训话。每周日的这四个小时对我来说都太过宝贵了，以至于我常常在周六就盘算着要怎么度过，到了周日的午休更是辗转难眠，生怕自己睡过头。所以我常常躺在床上盯着枕边的时钟看，快到点儿了，就嗖的一声跳起来，赶在大门打开的第一时间踏出去。 　　但我常常在一跃而出后又不知所措失落地在小城里兜兜转转。街市，那样狭小，翻遍了水果摊和文具店；路人，都熟悉得不得了，三步两步就是同学。于是我短短的四小时逐渐变得刻板而因循守旧起来。我让三轮车夫把我拉到附近的书店，习题参考书买完后松一口气，囫囵吞枣地把那些不务正业的书翻来翻去，遇到喜欢的就买下，不喜欢的就搁置一旁。直到熬过四点半，我才依依不舍地移步离开，往那条熟悉的旧街道走去。天色啊还是那么明媚，行人却都各自忙着自己，我仰头想想为什么这就是我的十六岁？灰头土脸地回家洗澡吃饭，然后掐着表坐着颠簸的三轮车又回到学校。 　　学校是小得多么可怜，即使是天色暗了下来也寻觅不到藏身的地方。“校警”们像是无需充电的机器人，无时无刻不警觉地拿着手电筒和睁着那双火眼金睛，逮着那些饭后在树荫下闲坐的少男少女，盘问那些晚自习忧郁孤独在操场上奔跑的人儿。而最令我恼羞成怒的，一定要数隔壁理科班多管闲事的班主任，我曾经几度被他从寝室中揪出来，和舍友们并排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站在大太阳底下晒，以及在寒冬的夜晚绕着球场瑟瑟发抖跑圈。 　　他总是赤裸裸地羞辱我，用他高傲的理科重点班班主任的下巴蔑视我。而理由又总是那么的荒谬――午休晚休不能看书。 　　我们男生住的是十人寝，上下铺，空了两个床位腾出来放衣服，走道狭窄得甚至不能并排站两个人，锈迹斑斑的铁床脆生生仿佛随时都会压弯了折断一般，叫人躺在上面如坐针毡心惊胆寒。重要的是门边还有两扇大开的窗子，巡视的老师走过，里面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学校中午十二点下课，十二点半午休，铃声一响整栋楼就像是中了邪一般从方才的欢腾声中肃然休止。老师每日都孜孜不倦挨门挨户地查房，他们扫视着床上床下，甚至连房间里有几只蜘蛛几只蟑螂都熟稔于心，可唯独有一个地方他们看不到，也管辖不了，那就是每间寝室的厕所。 　　这个阴暗潮湿逼仄而且味道并不怎么好闻的空间，成了我们寝室每天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手不释卷地带了书本蹲在这个小角落，从看第一行字开始就不停地有人在小声催促着“你好了没，轮到我啦！”“???，怎么轮到你了，我还没进去呢！”大家像是不甘人后地你争我抢唇枪舌战，甚至每讲一句话前都要仰头视察窗边门后是否隔墙有耳。 　　而我总是等到最后一个，他们都累了睡过去了，我则静悄悄抱着书蹲在那里翻看。那个年纪看的书多而杂，有时候沉迷于故事的曲折，有时候感叹于文笔的精湛。十六岁的时候抱着王安忆的《长恨歌》断断续续在那间漏水滴答的厕所里花了两周才看完；而读着王小波则叫我时常破涕为笑，《黄金时代》读了好几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总让我忍俊不禁，《东宫西宫》让我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有一段时间对公共厕所都充满阴影；那个时候最中意的作家是郁达夫和太宰治，我不仅反复地阅读他们的小说，还不由自主地模仿那种叙述的笔调，把人生过得昏天暗地。 　　我开始上了瘾一般地买书然后躲在厕所里看，这个闭塞阴暗的空间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书房。夜晚十点半寝室熄灯，而唯有厕所可以灯火通明。昏黄的灯光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映照在纸张上叫人越发的迷离。我蹲在阴暗潮湿的一隅不时眺望着头顶开启的天窗，有星星和月亮，但总是只能看到一角，我要自己描绘出它们的样子，比如吴念真台北九份乡下的星辰，比如张爱玲香港有轨电车驰去的夜晚。我听见滴答滴答水阀漏着落地的水声，听见咕―咯―咕―咯缓慢的呼噜，听见风从远方吹过来，穿过平原在城市的高楼间变得狭窄穿过山谷溜进山麓我们的校园从这破开的小窗子钻进来，灌入我的袖口，一阵清凉。 　　有时候夜晚失眠，或是做了什么噩梦惊醒，我都会悄悄然从枕边取一本书，蹑手蹑脚地爬下来躲进厕所的书房。困顿或是浑浑噩噩的情绪会在这里烟消云散。有时候会是一本诗集，我对着唇形默念，也会怕厕所的灯太亮将舍友惊醒，便借着窗子透进来的月光或是走廊彻夜不眠的灯，抱膝蹲在夜的深渊。 　　这狭窄的空间让我有足够踏实的安全感，红白砖块砌起的高墙将我牢牢包裹，有绵绵的青苔痕，有斑驳的砖墙影，于是我在这里思考青春和人生，读萨冈的《你好，忧愁》，也读萨特的《恶心》，读塞林格的《麦田捕手》，也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读世界历史，读中国地理，读科普杂志，读文学期刊。我高中几乎所有不务正业的书都是在这里读的，从学校尘封的图书馆里借来，从书店一本本挑着买。母亲每隔两个月就过来帮我把积攒满一箱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