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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与保甲制度 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连坐是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连坐起源甚早，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连坐法不但实行于乡里的居民之中，也实行于军队的行伍之中。 卫鞅（商鞅）一派法家认为，实行连坐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人民互相保证，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一人有罪，五人连坐，即使是跖也没有办法为非作恶。 《商君书》说“行间之治连以五”（《画策篇》）； 又说“其战也，五人来（当作“束”）簿为伍，一人羽（当作“逃”）而轻（当作“刭”）其四人”（《境年篇》），说明在作战时，五人编为一伍，登记在名册上，一人逃亡，其他四人就要处罚，这就是在军队里实行连坐法。 秦朝的连坐共有四种。 （同居）亲属连坐的族刑； 上下级之间的职务连坐； 邻居之间的邻伍（五家）连坐； 军队内部的军事连坐。 保任连坐制度 为保证官吏的素质，防止官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循私庇护和裙带之风，秦律规定了“保任连坐”制度。 《史记·范雎列传》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保举人对被举荐人之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即张禄）因保举郑安平为将军，秦赵之战，郑投降赵国，范雎被连坐罢官。 《秦律杂抄》也有县尉所任的士吏和发弩啬夫不合法或不称职者，要赀二甲，免职，县尉也应受赀二甲处分的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它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罪犯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它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 【注】汉初沿袭秦法，主张亲属之间应该相互揭发罪行，否则予以连坐处罚。 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令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指所匿之罪，复旦书）皆上请廷尉以闻。”即是说，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如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者，也可以通过上请皇帝求得宽贷。自此，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确立下来。它反映了汉代法律开始儒家化，并且一直影响着后世封建立法。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再下诏令：“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 这是说，凡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汉律之所以给老幼以优待，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较少构成严重危害。如构成严重危害，如犯“大逆不道”等罪时，同样严惩不贷。 从《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大诏令集》等现存的唐代法律文本来看，唐代法制对于连坐制度的规定是较为明确而周密的。 例如，对于应予“缘坐”的犯罪范围上，主要有谋反、谋大逆、不道等三种范围； 《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48条）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51条）规定：“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所率虽不满百人，以故为害者，以百人以上论。” 《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59 条）规定：“诸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第262条规定“: 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若里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 1449年，为抵御瓦剌，于谦颁布了一道军令： 　　“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 　　“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此后的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 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曾在黄埔军校制定革命军连坐法；国民党政府在一定区域实施保甲制度，也以戒严令、行政命令规定连坐办法。 重庆市质监局以文件形式正式出台“连坐制”。市质监局认为，“连坐制”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追究制度。从该局监管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来看，即食品生产加工出现严重问题，按此制度就应该将多种方式并用追究与之相关的连带责任。 酒驾连坐 2月10日，济南交警查处了醉酒驾车的司机李某，并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根据济南交警部门出台的酒驾新规，与李某同桌吃饭的女性王某，或将因未尽到劝阻义务而受到相应的处罚。　　醉驾的危害不言自明，于是才有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醉驾入刑”。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醉驾问题，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追责同饮者、强制刑拘等一系列“新政”，其出发点当然毋庸置疑，但良好的初衷不是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