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漂移与中和技巧.docVIP

道德漂移（drift）与中和技巧（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一个关于不良行为（delinquency）的理论假设 原作者：Gresham Sykes, David Matza 社会学者发掘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根源的努力早已放弃了对思想中的邪恶或对身体上的印记的关注。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不良行为，就像所有的社会化行为一样，是习得的，而且是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习得的。 在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又译：不同交往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论点的经典表述。其理论认为，犯罪或违法行为源自对a)犯罪技术，以及b)犯罪动机，动力，合理化解读，和赞同违法的态度的学习。不幸的是，相对于我们对学习过程的关注而言，学习的具体内容在理论化以及实证研究中很少涉及。目前，关于社会习得内容的最有影响力（可能也是唯一有影响力）的学说聚焦于不良亚文化（delinquent sub-culture）。根据Cohen提出的这一学说，不良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与主流守法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对立的价值观体系。不良行为人的世界就是守法者世界的颠倒，他们的行为规范基本由对守法社会秩序的否定组成。Cohen认为不良亚文化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建构，维持与强化同传统主流价值观，尤其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针锋相对的行为准则体系的过程。Cohen对不良行为的描述本身是具有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的。他非常注意去避免过于简单化的解读：比如那些基于“追随领导者”原则的理解或以“情绪失调”为基础的过度概括。他也不接受不良亚文化是一种固有存在的说法。他致力于系统地检验不良价值观对于社会底层男性青少年群体的功能性意义，即(追随这一亚文化)作为对其社会地位低下困境的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然而，即使考虑该学说的各种优点，青少年不良行为作为一种基于反社会价值观的行为模式的这一理解也还是面对一系列的严重缺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就这些缺陷进行探讨并提出对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主要部分的可能的修正解释。 将不良行为视为发源于一个离经叛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也就是说不良青少年将其不法行为定义为“正当”—会面临很多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挑战。以下将对这一系列问题逐一加以论述 首先，如果确实有一个不良亚文化的存在，在其中行为人将其不当行为视为道德正确，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这些不良行为人在被警方调查或拘押时不会对其行为有内疚或羞愧的表示。相反，主要的反应应该是趋向于愤懑或者自我牺牲的凛然感（indignation or a sense of martyrdom）。诚然，有些不良行为人确实表现出这类情绪，但这里的自我牺牲感似乎经常是源于其他人“逍遥法外”的事实，而愤懑则似乎更多是针对自己的坏运气以及“技不如人”导致被捕。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大量研究证据表明许多不良行为人实际上是会有内疚或羞愧的感受，这种内疚或羞愧的表达不应该被简单地认为是为了向执法人员示好的纯粹投机性举动。固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很多这方面的证据都是临床性的或者来自于那些常年与青少年犯打交道的一线司法工作者的感受性判断。对于这类证据的接受与应用需要保持慎重，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将不良青少年笼统地妖魔化为成年顽固帮派分子的幼虫状态（hardened gangster in miniature），我们就不可以完全忽视这方面的证据。 其次，一线研究人员注意到不良青少年经常对一些守法个人表达其崇拜与尊敬。“真正诚实”者经常受到尊崇，而且有时如果不良行为人热衷于揭露守法者的伪善性的话，那些被确信为真正诚实者就更容易获得他们的认可。对一个谦恭而虔诚的母亲或者一个宽容而正直的神职人员的强烈依恋情绪（fierce attachment，尤其是前者，很多研究人员报告在不良青少年与成年犯罪人中都经常遇到）有时会被误认为是一种等级意识，但是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行为人并不真的会（基于其反社会的道德观）视守法者为不道德。另一个与此相印证的发现是，当违法行为侵害对象是其社会圈子内的亲近的人或者是其喜爱的体育，娱乐明星时，不良青少年也会对这类行为表达出强烈的反感。也就是说，如果不良行为人真的是抱持与主流社会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话，他对这类反主流规范的遵守是很奇特的一类。似乎他在对不良亚文化的价值体系全盘接受的同时，又会在很多情境下认同主流社会的道德标准（这里看来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第三，有大量证据表明不良青少年经常在可侵犯者和不可侵犯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即使是当实施那些被（不良亚文化）准许的危害行为时，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会被视为“不可攻击对象”，同时另外一些群体则可以随意侵害。一般来说，侵害准许度似乎以不良青少年与潜在被害人的社会疏离度为基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不良行为人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些潜规则，诸如“朋友物，不可偷”，“不可毁坏你自己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