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法学会张之楠方孝孺的政治文化意义6.docVIP

六　“守其职而使后可法”的臣道观 方孝孺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也与他的为臣之道有关，下面再简要分析一下方孝孺的为臣之道。 方孝孺认为，对于臣僚来说，应该做到诚、正、仁而去利禄：“仕之道三：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为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所谓的诚、正、仁而去利禄，在具体的治政中最终要的表现就是忠义。方孝孺曾感叹隋的灭亡说：“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无知义之士，而莫为之死也。”隋朝所缺少的不是甲兵，缺少的是能为之死之士。其中苏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苏威在隋历任要职，隋炀帝即为后，昏庸无道，苏威却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承望风旨。弑光禄大夫。，苏威降李密；李密，苏威又为太师。唐王世充后，苏威求见苏威充任要职，不敢直谏隋炀帝之无道；隋亡后，不敢数篡权者之罪而以身死之，使篡权者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却委身于篡权者，耻辱而生。苏威陷于非义，身名俱丧，没有成为隋之名臣。方孝孺做到了苏威做不到的事情，大胆地在朝堂上数朱棣之罪。 能够在所侍之君亡后大义而死固然为好，但方孝孺不单单着眼于此，他更看重的是能够救君于危乱之先。这在他对豫让的评价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豫让为晋人，先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智伯，漆饮器。豫让遁逃山中，郄疵郄疵郄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郄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豫让自附于刺客之流 方孝孺批评豫让，认为他只是一个刺客，没有做到国士应该做到的事情。方孝孺不仅如豫让那样，最终为所事之君而死，展现了忠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方孝孺也做到所说的对所事之君“竭尽知谋，忠告善道”之责，为建文帝出了不少的谋划，《明史》方孝孺传记道：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籓。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方孝孺的这些谋划尽管没能够“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但毕竟没有象豫让那样，君在时毫无作为，惟在君在死后以死报之。若按照他的国士标准，方孝孺可谓是一个真正的国士。 从对豫让的态度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之君进行谏言，一谏不听再谏，再谏不听三谏，三谏不听则自刎。若给君主谏言不听则自刎，是过激之行为，这样的话，恐怕朝廷上的忠臣义士都会自刎而死了。方孝孺之所以如此说，是针对豫让不能救君主于危乱之先而言，并不是真的让给皇帝上谏的臣僚去自杀。若皇帝所行确为“非义”，臣下反复劝谏又不听，方孝孺认为“避其位而去之”。《左传》中记载楚国鬻拳事，鬻拳认为楚文王做事不符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