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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行政问责 摘 要：本文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问责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探讨该问责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统一立法、完善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和官员的绩效评价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信息公开；行政问责；完善 目前国内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问责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行政问责则有所欠缺。其实，信息公开与行政问责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政府公开信息，若公开不到位或不合法，行政问责机制即启动；处理结果作为新的信息公开。若信息公布的过程中又犯错，又激活了问责机制，以此形成良性循环，促使信息依法公布。 一、政府的实践 说到政府的实践，不能绕开信息公开不力问责的首例。2003年非典肆虐，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却隐瞒、谎报非典疫情，造成防治不力并进而造成损害了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的结果。两人终被免职。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的问责的首次实践，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问责制度化奠定了基础。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当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当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他回避问题，却说：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1]新闻发布会不仅没公开真相，反而迷惑了真相。舆论哗然，王勇平终被停职。此为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后信息公开中的行政问责的又一尝试。上述实践表明中央政府尝试的大胆、推行的决心。 在立法实践上，地方政府则走在了前面。2009年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率先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问责机制作了明确规定：发生行政机关发布新闻不作为、不及时、不规范、不准确等四大类六种情形且情况严重时，将启动问责调查并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2]《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规定职能部门未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或信息公开不到位，可启动行政问责。厦门颁布《厦门市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办法》、无锡《无锡市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二、实践中暴露的缺陷 1.立法松散，矛盾冲突，操作性不强。在全国性的立法工作中，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问责的法律尚未涉及。而各级地方法规、规章虽如雨后春笋，但是大批量的、质量参差不齐的立法引起的冲突、矛盾，不仅对问题的解决无益，反而影响法规的统一性，损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及可预期性。此外，诸多立法美观有余，操作性不强，现实中并不能指导案件的高效解决，只能束之高阁。无锡市的《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十种情形下应当被追究责任，但是谁有权投诉、向谁投诉、怎么投诉却属空白。花费巨大资源的立法竟成一纸空文。 2.问责原因单一。不管是在非典事件还是在动车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行政问责主要由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突发事件影响大、利益牵扯广、民众关注度高，足以迫使问责机制的启动，对官员作出处理，以息民愤。由此也决定了信息公开问责的偶然性。而突发事件与官员绩效相关联，一旦发生，官员便不惜采取欺瞒手段掩盖真相，此行为又加剧了矛盾，故突发事件是否应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应当仔细考虑。 3.问责程序随意，机制不成熟。问责程序启动的偶然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启动随意。往往在事态严重、难以控制时，迫于压力才不得已对官员进行问责。然后，轻程序，重结果，将官员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这一结果公之于众即了事，具体的问责程序民众无从获知。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就应在问责启动后把问责事件、问责的主体、问责对象、调查过程中不涉及国家秘密的部分及最终调查结果向民众公布，受民众监督。最后，复出程序不公开。近年的问责事件中，下马的官员突然异地走马上任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孟学农。民众似被愚弄，怎么又可以上任了呢？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情？问责是否只是作秀、哄骗？其实，若问责程序公开效果将大不相同。将复出的理由和过程让民众知情并受民众监督，不仅能增强问责机制的作用及民众的信任，而且更能取得民众理解与支持。 三、完善建议 1.用统一的立法规范行政问责制度。（1）在立法层面上，可选择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亦可把行政问责纳入《行政程序法》中。若选择单独立法，各级人民政府就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可循，避免立法过于松散及质量参差不齐。当事件涉及面广，跨省市、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时，有章可循。单独立法须注意，应对问责主体、客体、范围、程序、责任种类等作明确规定。如问责主体，应该明确哪些政府机构拥有问责的权力，能接受民众的举报等，不可再含糊了事。欲问责，必须明责，权责分明，职责明确是责任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故问责的客体亦应具体规定，明确各部门间及部门内部的各自职责。再如问责范围，可规定不依照规定的形式和期限亦应问责，明确规定包括作为和不作为。问责程序如立案、调查、决定、通知、执行等程序，皆应一一列明，且应该尽可能公开，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