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的两段佚文.docVIP

《多余的话》的两段佚文 阮 园 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写《多余的话》，最初选载于一九三五年八九月出版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①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发表此文。后来香港、日本的几种刊物，也陆续转载，均为铅字排印。一九六七年，某些“讨瞿”组织印发的《多徐的话》，一九七四年某出版社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多徐的话》，都是根据《逸经》本翻印。《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二期所载《多徐的话》，当亦根据此本印行。 一九七九年，我们从档案部门所保管的敌伪档案中看到一份《多徐的话》的手抄本。全文用钢笔誊抄，字体时而楷写，时而行书。所用竖十行红格纸，是福建纸印厂当时的产品。据当时关押瞿秋白的伪三十六师当事人说 “《多馀的话》原稿手迹留在三十六师师部没有上报，只是抄了二份副本，分别送呈伪军事委员会和驻闽绥靖公署。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在请示了该师师长宋希濂之后，根据瞿秋白生前的要求，将原稿寄给了瞿秋白在某地的一位亲友。可以推测：我们看到的这个抄本，极可能是三十六师当时上报的二个抄本中的一个。它是随同瞿秋白的狱中“笔供”、“口供”②等一起送呈国民党中央和驻闽军事当局的。 这个抄本，较通行的《逸经》本多出两段文字。兹补录如下： 《脆弱的二元人物》的第六段，“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③之后，遗漏四段文字： ……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一一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们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一一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以〕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五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佚文到此一一作者），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我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段，“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④之后：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 有一种说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于自己的“二元化”的弱点，对于自己的“异己的”思想意识，半是自我批评，半是自我欣赏。根据呢，大概就是原来《逸经》本上的一句话： “……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瞿秋白一生爱文学如生命，至死不渝。他在被俘后写了一个《未成稿目录》，除了三十篇自传性的作品（书名《痕迹》）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心得札记。前不久，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时，我们在一篇短文⑥中，曾写了如下的话： 一一他如果不去世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和勤奋，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的东西要多得多。他酷爱文学，即使是在把一切都献给火热的革命斗争时，他也始终不能忘情于文学事业，而当他在政治道路上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时，他尤其想回来，耕耘自己的已经近于荒芜了的文学园地。 ——在长汀狱中，瞿秋白留下了一篇《未成稿目录》，足有四十个篇目。在有些人看来，这未免是“多余”的。然而，我们却觉得，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美好的向往，多么执着的追求呵！在那里严峻的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开列了那么长长的一篇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