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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与华裔的身份追寻 　　摘要：中国故事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以家族叙事为核心的故国书写不仅令家丑外扬，更是揭露了旧式中国的诸多弊端，这让作家备受指责。然而，依据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这些故国往事实为谭恩美对家族史的重构，即在对过去的重述中发现、定位个体当下的位置；但她的书写方式说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在华裔族群中的断裂，其叙述亦为主流的权力话语所操控。华裔只能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之上“回看”中国，其文化认同受制于族裔历史、社会文化和权力等多重因素，呈现出开放、流变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小说里的中国故事生动展现了华裔女性如何在断裂与延续、同一性（即所谓的“中国性”）与差异性之间协商与选择，以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解决其所面临的种族身份和社会身份间的冲突与割裂。 　　关键词：《喜福会》；历史记忆；族裔散居；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6 　　在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讲述四位华人母亲早年人生经历的中国故事。然而，自小说出版之日起，这些故事便引起了诸多争议。在故事中，谭恩美大篇幅地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与迫害，以此来凸显后者的艰辛。这些带有负面色彩的中国故事有着明显的“美国”烙印，而作家本人在追忆母亲经历时亦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疏离和怀疑，因此，不少评论者都对这种“他者化”的中国表示了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华裔男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他认为，在《喜福会》中，谭伪造了一种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人喜欢的中国文化[1]。与此相类似，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也认为，由于对事物的细节描述模糊不清，谭恩美笔下的“中国”在白人眼中仍然是个遥远、充满神秘感及吸引力的地方[2]。对此，国内的研究者也大多持有相似的观点。如蒲若茜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小说《喜福会》对旧中国战乱的反复书写“形成了一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似乎中国永远就滞留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低级、落后的生存状态”[3]。可见，批评者多聚焦于小说的中国故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故意歪曲与贬斥，认为这就是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式的误读。 　　相对而言，研究者较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观照《喜福会》里的中国故事蒲若茜在论文《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中谈及谭恩美作品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叶永胜在论文《边缘的声音：美华家族叙事》（《华文文学》，2004年第3期）中提及了谭恩美作品中的家族叙事在历史重构和文化属性界定方面的作用。 。实际上，小说讲述的是谭恩美母亲和外婆的故事，谭不过是用写作来重述痛苦的家庭记忆，揭露历史的真相[4]23，54。那么，作家心中真实可信的家族故事为何会被视为缺乏历史可靠性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5]？如果说《喜福会》中亦真亦幻的“中国”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延续和变异[6]，那它更揭示出华裔群体与祖籍国之间的“断裂”。因此，从小说的家族故事出发，梳理作家对族群历史的言说，将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华裔女性，包括谭恩美本人，如何由华人的独特经历出发在异域展开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虚构，从中探析其对自我的反思与认知。笔者试运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重新阐释小说《喜福会》里的中国故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历史记忆的断裂与延续角度，分析作家如何通过家族故事将个人想象与历史事实杂糅在一起，进而探寻“变异”的中国故事与华裔群体，尤其是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一 、再创造的中国故事：历史的断裂与延续小说《喜福会》分为“母亲篇”和“女儿篇”[7]260，前者讲述了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和顾映映）的故事，已故的吴素云的故事由其女吴精美转述；后者则关注了她们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吴精美、许露丝、薇弗莱和丽娜?圣克莱尔）的人生际遇。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与再现主要集中于“母亲篇”中，以四位母亲“讲古”的形式呈现。之所以如此，从客观上讲，这部分内容主要取材于谭恩美母亲和外婆的亲身经历，作为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谭母的回忆即是个体对历史的言说，真实可信；从主观上看，这与作家本人强烈的女性意识是分不开的。于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讲述华人移民母亲的生命体验、探究她们的命运，并将其与华人族群的历史相互指涉，便成了谭恩美追寻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一种策略。在谭恩美的诠释中，因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断裂及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混合，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一）断裂 　　在“母亲篇”中，“喜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