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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文化在日本 　　当大陆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尺牍”为何物时，一位日本人却把这种中国古汉语书信的措辞和格式一一玩转，并集结成书《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出版四个月以来，这本书的销量已经列入亚马逊网站同领域图书销量排行的前五位。 　　日本人何以如此热捧这本有关文言文书信的书籍？日本文字与中国古汉语有什么渊源？他们对古汉语的保护和弘扬又做到了何种程度？ 　　写给“领先一步”的人 　　“我劝日本人学一点尺牍的规律。毕竟在当代中国，传统书信正在回归，当日本人跟中国的领导人或企业家进行通信联系时，使用传统书信格式，会让中国人对日本人留下好印象，觉得日本人有文化，日本人说的话能听得下去。”干叶明谈起著写《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一书的初衷时说。 　　曾经在北京陆续居住过8年，并作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千叶明，对尺牍文化的敏感源于自己的外交官经历。 　　在中国任外交官时，他就遇到过如何把日本领导人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翻译得更优雅的问题。日本的书信讲究用词和格式的文雅，而当时可供他参考的中文书信模式却只有“某某同志，你好”如此措辞生硬的现代书信写法。 　　偶然的机会，千叶明在中国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发现了“为荷”这样的字眼，才让他开始接触同日语一样追求文雅措辞的传统中文书信――尺牍。 　　尺牍，原意为古代写信用的长约一尺的木简，后相沿为书信的通称。尺牍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和尺牍称谓，比如如何称呼收件人和自称，是很大的学问，要根据双方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来选择，文雅到极致。周作人尤其提倡尺牍的写作：“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随着中国大陆简化汉字的推行，作为传统书信的这种优雅也一并被删繁就简了。 　　当大陆很多中国人不知尺牍为何物时，干叶明则开始了对尺牍写作的经年研究。旧货市场中的古书籍和现代中国人的书信往来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从中领会尺牍的措辞和格式，同时也收集了鲁迅、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当年的尺牍格式的书信。“毛泽东的尺牍写得非常好。”他特意强调说。 　　另外两个发现，让他意识到文革后的大陆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尺牍的格式，事实上，他认为这种格式正在大陆渐渐恢复了起来。 　　199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则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书信，是邓颖超为了庆贺张学良的寿辰而写，古香古色的书信完全采用了尺牍的风格。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建国后大陆中国人写的尺牍。 　　2007年，温家宝总理给干叶明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当朋友把这封信提供给干叶明时，千叶明发现，温家宝的书信措辞明显带有尺牍的风格，比如“甚为”、“尚其”这样的用词。 　　他的书《如何写出典雅中文信》，便以这些收集而来的中国现当代名人的书信为样板，其中，毛泽东的尺牍书信收录得最多。全书分为十个章节，每节从一封信开始，依次解说尺牍是如何炼成的。 　　出版前，干叶明分析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人应该是日本的企业家：“中国的台商和港商还在沿用尺牍的写法，他们在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大陆的企业家也慢慢培养起了尺牍的书信习惯。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掌握这种书信写法，显然更有利于跟中国人的交流。” 　　他的判断一点都没错。事实上，位于大企业集中地区的书店，正是售出这本小册子最多的地方。这本书也成为亚马逊网上书店同领域图书中的热门，出版4个月后，在40多本有关讲解中文造句的日语书中，它进入销量排行榜中的前五位。 　　不得不说，作为外交官和中国通的千叶明具有独特的前瞻意识。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写给领先一步的人”，在他看来，传统书信在大陆正处在刚刚回归的阶段，趁这个时机掌握了传统书信写法，就能成为在书信沟通方面领先一步的人。 　　日语的古汉语渊源 　　对日本人而言，学习中国古典书信并不是一件难事。 　　“一是因为日本书信就是按照类似的格式，所以，学习中国传统书信对我们而言，并非是全新的东西；二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就学过古汉语的知识，日本人还是比较习惯使用古汉语。”千叶明说。 　　实际上，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古汉语的教育就在于，古汉语就像母体，孕育了日本文字的形成，这种渊源让日本人也把古汉语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 　　据千叶明介绍，隋唐时代，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派出使节团到中国学习隋唐文化。遣隋使派出三届，隋朝灭亡后，又继续派出13届遣唐使，每届遣唐使都有百人之众，很多遣唐使久居长安，学习十几年后才回国，陆续把文字、书画、建筑、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带回日本。而带回去的中国文字就成了日本文字的基础，譬如“源氏物语时期”，贵族用古汉语来写文章。接下来，古代日本人通过对古汉语的训读（指用日语读汉字）等方式，将文言文转化成了一种由汉字与片假名组合的训读体。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当一些英文的概念需要翻译成日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