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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成吉思汗的崛起 　　长城的启示 　　在中国北方，横亘着一堵巨墙，它就是宏伟的万里长城。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秦、赵、韩，这几个中原农耕文明的政权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在此营建城防，用以抵御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入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在奠立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同时，也将前人构筑的一段段北方巨墙连接起来，奠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万里长城。从此，这条蜿蜒的巨龙就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20世纪，气候学家在中国版图上画出了一条条等降水线。其中的400毫米等降水线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开始，经过呼和浩特，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兰州、拉萨。令人惊讶的是，它的东段、中段与万里长城纠缠交错，几乎重叠在一起。 　　或许在地理学家眼中，这并不奇怪。万里长城依循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势而建，山峦这类天然地理阻隔当然也会影响降水的分布。然而，这一事实却令历史学家不得不深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400毫米等降水线，在地理学上是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在此线的东南，每年都会受海洋季风润泽，锋面雨带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丰沛的降水和温暖的天气，适宜农业发展。而在其西北，却是干燥的内陆气候，虽有少量绿洲农业，但主要被畜牧业所占据。因此，在古代，这条线便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天然边界线。 　　两种民族创造了两种文明，它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此交汇，而争斗也沿着这条线展开，成为世界史上经久不衰的主题。农民们构筑房屋，开辟道路，修建河堤，存储粮食，可以有力地抵御自然灾害，养成了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品质。而牧民们迁徙不定，比南方的农民经受着大自然更严峻、更频繁的考验。当天灾降临时，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不得不纵马劫掠四周的农民，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权利。 　　草原上的气候适宜期 　　公元1206年，蒙古草原上的牧民拥立了一位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王者――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们南征北战，建立了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在这一时期，游牧文明展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力量。这种力量是怎样蓄积而来的呢？蒙古人的祖先为何不曾拥有这样的伟力？ 　　历史学家们苦心思索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解释：有人认为，这得益于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智慧，他们发明了最适合游牧民族的政治体制和军事战术；有人认为，从中国和朝鲜传来的先进冶炼技术和金属武器赋予了蒙古人最强大的武力；有人认为，这是草原各部落长期斗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还有人将其归结为极其有利的外部政治环境，倘若强大的唐王朝依然存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成吉思汗遏制…… 　　而近几十年来，气候学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蒙古帝国的兴衰，是气候变迁的结果，至少，气候在这段历史中占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而在气候的背后，太阳活动这一天文因素是否也发挥了作用？科学家们仍在不断地探讨。 　　大约从公元600年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了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小最适期。尽管公元7世纪和8世纪是一段太阳活动的低谷，近200年间很少有黑子活动的记录，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唐代拥有比现在更适宜农耕的气候，当时的四川地区甚至可以种植荔枝。在这段时期中，气候转暖、等降水线向内陆移动，农耕文明也随之向西向北扩张。公元1076年～1278年，是一段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时期，伴随着这一时期的结束，气候的小最适期也几乎同时结束。 　　在这段气候小最适期的后半段，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快速超越了中原的农耕民族。在9世纪至11世纪的西方，正是北欧的维京人最兴盛的年代。当时的北欧气候适宜，粮食连年丰收，甚至发生了人口爆炸，从而为维京人发动一轮轮征服提供了大量人力。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的北方发生。沙漠变为绿洲，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前几个世纪荒废的汉代古城被重新建立，辽、西夏等游牧文明国家的实力大增，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强大压力。 　　蒙古人同样是这段气候适宜期的得益者。2012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通过研究成吉思汗旧都附近的古代树木样本指出，蒙古高原的气候在11世纪初期“可能进入千年以来最温暖、潮湿的一页”，蒙古人的人口也在随后一两百年间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这就为成吉思汗的扩张提供了他的祖先们所不具有的充足人力。 　　气候压力下的扩张 　　12世纪初，伴随着太阳活动的12世纪极大期到来，中国的气候小最适期却反而似乎比全球结束得更早。一般而言，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往往是全球范围的气候暖湿期，而唐宋时期的中国气候，却一再表现出了与太阳活动的明显反相关。这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天文因素与气候因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气候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12世纪是千年以来中国最寒冷的一个世纪。1110年和1178年，在冬季温暖的福州，荔枝树两次被大面积冻死。有研究人员认为，1100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年平均气温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