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激活”中国碳市场.docVIP

巴黎协定“激活”中国碳市场 在国内任务加码、国际资金难得的背景下，预期2017年启动的全国碳市场，能够降低企业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而林业企业、可再生能源企业可望获强力支持。 万众瞩目的巴黎气候协定来之不易。今年6月的波恩预备会议只不过达成了一项内容庞杂，体现了各国意愿和分歧的草案。随着9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展示了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减排共识，也因为相较于哥本哈根之后的墨西哥坎昆、南非德班、卡塔尔多哈、波兰华沙、秘鲁利马，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是由法国这个游说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做东，因此公众预期升高。 11月30日，140位国家元首步入巴黎气候大会的开幕式，似乎为会议达成一致成果大大地撑了腰;但进入实质谈判议程，各国仍为了各自的关注点争执不休，险些重蹈6年前哥本哈根大会的覆辙。在精巧避开各国“政治红线”、会议延期24小时之后，12月12日凌晨最终通过的《巴黎协定》，肩负起“保护地球、拯救世界”的沉重责任，成为继《京都议定书》之后最重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 既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巴黎协定》就会透过各国的国内政策，对各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等利害相关方产生实质影响。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企业，应能从以下3个角度看懂协定内容、摸清背后思路、预判政策进程、抓住发展机遇。 内控减排，企业任务加码 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是1990年代以来各国气候政策的共识，否则全球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洪涝、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威胁，将使人类疲于奔命。然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没能就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各项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曾经导致国际社会整体悲观，一度认为2℃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不如将目标降低，例如低至升温4℃以内，更有可能达成一致。 此次《巴黎协定》不仅重申了对2℃的国际认同和坚持，甚至由于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巨大，而将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增温1.5℃之内”写入协定。这一前所未有的目标，说明国际社会在此议题上已经变得更为雄心勃勃。 与目标相匹配的，是一种新的实现路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在长达20多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气候治理路线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绝对减排。正是这种强制性，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此次《巴黎协定》转向“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并且不设量化的减排目标，以“鼓励和促进”代替“惩罚和对抗”的机制，吸引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参与。而“自下而上”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提出自主贡献目标的国家，一般来说具有足够的内在驱动力去完成目标，因而国内配套政策也就会随之调整。 国际协定需要获得各国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而真正生效。这也就形成了国际协定对国内私营部门的作用路径：国际控温目标―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国内配套政策及措施―私营部门实施。考虑到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向低碳发展转型的决心坚定，预期《巴黎协定》将于2016年顺利获得批准。不知是否是巧合，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每5年通报一次，而我国国内目标和政策，也一贯以“五年计划”的节奏进行设定和实施。 中国在巴黎大会之前已经提交了自主贡献计划，加之2016年是“十三五”元年，随后国内的减排工作将加快步伐、提高效率。宏观层面，如控制煤炭总量、可再生能源大比例使用、全国范围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等，均有望加快推进。 微观层面，全国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将作为首批参与2017年全国碳市场的控制排放企业，以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多寡为参考标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制定生产计划。不仅如此，企业还需要逐年递减碳排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的重新到来，因为碳排放配额的获取是有市场机制作为补充的。 外争资金，中国难度加大 巴黎气候大会上，资金问题是谈判的核心和关键。《巴黎协定》重申了发达国家以公共资金为主要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不仅如此，协议决定气候资金应该每两年通报，提供了强制性的时间节奏约束;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作出了强制性的数量要求。 此外，协定还实质延续了《京都议定书》所设置的合作办法，允许国家间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国际转让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换句话说，如果有让我满意的交换条件，那么A国做出的减排，可以被算作B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不再算作A国的贡献。这也就意味着，类似清洁发展机制（CDM）形式的国家间合作，仍能获得允许和承认。2005～2010年间，中国有不少可再生能源、建材等行业企业，就在CDM机制下，由欧盟国家出资购买特定项目的核证减排量，算作欧盟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这种形式的资金，可以被当作市场机制下的资金。 然而，上述两种国际资金来源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已经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