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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经历 　　邓六金（1911―2003）， 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人。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本地农民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 　　1936年1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1937年5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皖南、皖中、苏北、山东等地工作，担任过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1948年4月，受命在山东青州大官营村的一个教堂里，负责筹办保育院。1949年，保育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邓六金历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至1953年2月）。 　　1953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务。1982年12月离休。 　　让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准备长征，女同志体检我第一个合格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会打仗，又不会用会打仗的军事指挥员，搞“洋”的那一套，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节节失利。1934年4月，中央苏区已缩小一大半，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汀州、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7月，蒋介石用3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同敌人死打硬拼的战略战术。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终归寡不敌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到一起说：“我们中央苏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体质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红军女战士，虽然思想比参加革命前解放了许多，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听说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大家真是硬着头皮接受体检，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过身体呀！ 　　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被评为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后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只好留在后方。但要去的前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一个领导同志说：“前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你们等通知吧，到时候就知道了。”还有人说这次红军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那人也说不清。我们听了心里直犯嘀咕，还有些害怕，那个时候我们谁出过国呢。 　　一天，罗迈来给我们女同志谈话时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将来是要去前方的。”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斤东西，不能多，多余的东西自己处理，分给老百姓。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通知说部队就要出发，这次要打出苏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开始长征，编入干部休养连 　　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的大多数人要出发了，也有部分同志要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都有所了解，都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使走和留的战友们一旦要分开，都依依惜别，互相拥抱着泪眼蒙?地互道 　　珍重。 　　10月10日傍晚，部队开始行动。我斜背着一支马枪，身穿灰色军装，和大家一起来到集合点，要上前线了，心情很激动。贺臣作了动员，讲了行军纪律。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尽管是夜间秘密行军，但还是被根据地的群众知道了。当我们离开时，群众在河边搭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的火把，涌在路边送别。我们和群众都是热泪盈眶，那种鱼水深情，恋恋不舍的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只有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分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