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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先想想企业家为什么离开 　　大学本科与硕士研究生，这7年时间我都是在东北长春的吉林大学度过的，从20多岁到30来岁，正值青春年华，是知识、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吸吮、成熟、收获期；这7年，对东北民风的淳朴、热情、豪爽、仗义，体会殊深，结交了许多东北朋友。所以，对东北，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与关怀。有关东北的消息，也格外关注。 　　我最关心的东北消息，就是经济长期衰退。东北经济衰退由来已久，中央早就专门成立了高规格的振兴东北机构，从方方面面给以支持，但是振兴东北经济任务依然艰巨。显然，东北的经济问题，非朝夕之故，也非单一之因。由于长期关注东北经济问题，遇到有关人士，总是问一个为什么。笔者仅想从自己的经历与思考略谈己见，挂一漏万。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有次在上海为企业家班讲课，结束后赶往虹桥机场。有位女企业家的公司就在附近，于是顺路送我到机场。由于堵车，一路闲谈。她一开口，我就听出是东北人，两人用东北话聊天，更显亲切。她说自己的公司原来在东北C市，后来与上海有些业务往来，久而久之，发现上海政府办事规范，只要是规定的，不用找关系，更不用送礼，就可以办理。几年前，她下定决心，把公司从东北C市迁到上海。过一段时间，她哥哥和妹妹也各有公司，到上海实地考察一番，也把自己的公司迁到上海。哥哥妹妹又各自影响了一些亲戚，陆续都把自己公司迁到上海。难怪，我说班上都是江、浙、沪企业家，怎么那么多说东北话的。 　　认识一位深圳企业家，一个大酒店老板。他是东北Q市人，从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不久就到广州、深圳打拼，一直在跨国星级酒店工作。他早就做到高管，已有不薄的家产，一直关心家乡，几年前就在家乡Q市投资，盘下一家酒店，想用自己十几年在广州、深圳跨国星级酒店学的那一套管理方法这家酒店，也想做个示范，把现代管理经验、方法在家乡一点点推广开来。酒店业经常与政府的最基层打交道，城管、消防、派出所、办事处、卫生检验防疫……政府水平高低、办事效率、廉政情况，体现最充分。他说得细致生动，此处不赘。总之，方方面面，这位老兄不胜其扰，勉强坚持一年，非常失望，毅然决然把酒店低价转让，重回深圳。回到深圳他买下一家酒店，自己当老板。他说与Q市相比，深圳的管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非常省心。必要的“打点”，也基本是“明码标价”，办什么事给多少钱，心里有数。 　　类似的东北企业家，遇到了好些位，各有曲折故事，无法也不必一一细说，但都是离开东北，来到北上广深。每次听到他们的经历，不禁感叹，明明东北比北上广深更需要资本和民营企业家，然而他们却带着资本纷纷出走！ 　　春节期间参加一个大趴，各行各业都有，邻座是位投资界大佬，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东北问题”，提出应到东北投资。他笑答：您不是这行的，不知道投资界有个说法，投资不过山海关。投过去，收不回来。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准确，多大程度代表整个投资界，但他毕竟是此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细细想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人才和资本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 　　有研究表明，资本和人才跨政区流动，对现代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影响欧洲社会史的基本因素是欧洲地理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有利于形成许多具有独立统治者的小国家。这些统治者不仅通过战争相互争夺，而且还越来越通过吸引生产资本和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的跨政区竞争而相互争夺。”善待企业的政区（enterprise-friendly-jurisdictions）如佛罗伦萨、尼德兰、英格兰等，则因统治者服从规则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报偿，“而专制国家，统治更大、更封闭地域的专断君主国――如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开始在经济发展上落后。”君权神授，曾是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但在中世纪末，“政府已越来越被视为要服从于跨政区竞争的力量。这种竞争限制了政府的权力。”“神权”，也不得不屈服于经济的力量。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特征是资本、商品、人才的跨国流动。虽然民族国家现在仍是国际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但与从前相比，民族国家的因素的重要性却早已相对降低。连国与国之间的壁垒、障碍都在迅速减少，早就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壁垒、障碍相比几乎可说是“不复存在”，这种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人才走向受到严格管控，不存在自由流动，也就没有这种竞争。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破除障碍，铺设商品、资本、人才自由流动的大道。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地区间的壁垒刚有所松动，但仍是障碍重重，湖南省曾经动用大量的行政力量、动用民兵等拦截运往广东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