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工农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辉足迹.docVIP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工农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辉足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时期。从南昌武装起义我军诞生之日起，党就在军队内部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和北伐战争时期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经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我党在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的艰苦摸索，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建军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及其亲手起草的大会决议，是我军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古田会议至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我军政治工作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迅速发展，在保证部队建设与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宁都会议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政治工作排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挫折和斗争中前进。从遵义会议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政治工作又得到新的发展。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我党我军的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仅从他主办红军总政治部刊物《红星》报的实践中，就可窥一班而见全豹。 1931年2月，为了加强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红军成立了总政治部。在反围剿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候，迫切需要加强对红军的宣传教育，交流工作经验。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31日创办了《红星》报，由邓小平任主编。这个报纸，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邓小平亲自为创刊号撰写了题为见面话的创刊词，其中指出：《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要反映红军的工作、生活；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要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消息；又是一个政治指导员，要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把《红星》报办成政治工作讨论会，无论思想工作、文化教育、红军生活等等，都可以在报上展开讨论。《红星》报在当时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出版，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到1935年8月3月止，三年多时间共出版一百多期。这对于红军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和红军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和中央红军共八万六千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保证长征的胜利进行。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工作。在红军长征的政治工作中，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害，1936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时，《红星》报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及时引导全军从思想上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对政治工作的影响。《红星》报全文刊载了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号召全军一切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党员表示：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土进行充分的解释和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坚决夺取战争和创造新苏区的胜利。各部队根据《红星》报传达的会议精神组织干部战土学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一扫焦急悲观等情绪，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红军的长征是在地域非常广大、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天上有敌机，地上有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进行的，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斗争之紧张激烈，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就要求红军在政治思想上，更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是红军政治工作在长征中的中心任务。为此，《红星》报一方面进行宣传鼓动，激发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精神，一方面指导部队切实解决好各种实际困难。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抢渡大渡河后，又碰到了大雪山的阻挡。大雪山又名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气候恶劣，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红星》报及时动员部队做好物质保证工作，从生活上关心战士。例如：针对一些部队不少战土打赤脚的情况，《红星》报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指出：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上，占着重要的位置，要求各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机关应马上提出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草鞋问题。并提出了可以供各部队采用的三种方法：一是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是没收土豪的烂衣裤时，应注意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三是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的同志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