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文化为了抗争鲁迅的出版活动.docVIP

为了文化、为了抗争 一一鲁迅的出版行为 在上海的鲁迅过的是一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靠卖文为生，“著书亦为稻粮谋”。置身于三十年代的上海，既要维持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又要冲破国民党的文网最终得以发表，还要考虑到出版商或编辑者的利益，当鲁迅执笔为文的时候，顾虑可谓多矣，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形象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正是在“上了镣铐的跳舞”中，鲁迅最终超越于经济的压迫，也超越于政治的迫害，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依托自己的经济实力，也赢得了有限度的出版自由。 在三十年代，作为自由职业者，鲁迅更多依赖从书店收取的版税而生活，也依托书店而传播文化，书店则依靠出版鲁迅的作品来赚钱，可见鲁迅与书店是一种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书店在鲁迅的心目中实在印象不佳，这是鲁迅对生活观察的结果，也是鲁迅与书店打交道所得到的直接感受和体验。在鲁迅看来，书店说得再冠冕堂皇、天花乱坠，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利”，为了“利”，书店可以不顾信誉，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书局虽往往自云传播文化，其实是表面之词。一遇小危险，又难获利，便推托迁延起来，或则停刊。” “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我因经验，与书坊交涉，有时用律师或合同，然仍不可靠也。”“此地的新书坊，大都以营利（而且要速的）为目的，他们所出，是稿费廉的小书。”“上海文坛寂寥，书坊势利”， “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故交涉颇麻烦也。” “书店也早已胆小如鼠，心凶如狼，非常难与商量。” “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 “上海书坊，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压迫而赚钱者，常常有之。”……诸如此类的评价在鲁迅的书信中时常出现，态度与看法一以贯之，没有改变。明知书店如此“势利”、如此贪心、如此“心凶”，可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不论是为己还是为人），真有些与狼共舞的味道，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正是洞悉了书店的本性，有时鲁迅也会加以利用。当《铁流》在北平有了翻版，且“坏纸错字，弄得一榻胡涂”，为了不让文化的传播受到影响，于是鲁迅将《铁流》的纸型售给光华书店去出版普及本，“让商人和商人去对垒。”在这里，我们甚至看到了鲁迅精明背后的几分狡狎。　　　　　　　　　　　 由于上海的书店大都利益至上，惟利是图，关注生意眼有余而注目文化眼不足，加上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书店也要规避政治风险，因此，在有些时候，鲁迅与书店难以合作、无法合作。迫于无奈，鲁迅只好自己来参与出版，有时是为自己的著作，有时是为他人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的出版行为在商业上大多是不成功的，“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未有不折本的。” 在鲁迅参与的出版行为中，按出版动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了文化传播，一是为了战斗。前者如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版画四种一一《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和与郑振铎合作出版的《北平笺谱》等。这类作品因为读者量窄、发行量小，在书店看来无钱可赚因此不愿出版；而在鲁迅，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意欲把它们介绍给读者，让中国的读者了解、欣赏，既然书店不印，“最可靠的办法，也只有自己印”了。鲁迅自费创办三闲书屋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鲁迅在《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中说： 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 最后的结局是“用钱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闲书局亦只得从此关门。”虽说经济上受损，但鲁迅并不后悔，表示“后来倘有余资，当印美术如《士敏土图》之类，使其无法翻印也。” “至于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现在要踌蹰一下的，只是经济问题，但即使此后窘迫，则少印几张就是，总之是一定要绍介。” 鲁迅为了战斗而出版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 在三十年代，诚如在上文中曾提及的，“鲁迅”的名字本身隐藏着商机，因为读者爱读他的作品，想买他的作品。然同时，由于鲁迅的作品触及时事、抨击时弊，又为当局所不容，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大都被查禁、查封，出版鲁迅的作品也就有了政治风险和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因如此，“这里的书店，总想印我的作品，却又怕印。”正是当时身受的政治压迫，更加激发了鲁迅的反抗意志，压迫得越烈，反抗得越强。在这种不自由的境地，鲁迅依托自己的经济实力，亲身参与出版行为，在出版不自由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版自由”，从而为自己搭建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平台。 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以“同文书局”的名义出版的。“此书殆皆游词琐语，不足存，而竟以出版者，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