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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我经历的战争与死亡 　　在出发去阿富汗之前，麻醉科医生赵一凡和妇产科医生蒋励收到无国界医生发来的关于阿富汗的详细电子资料，详细到提醒他们在当地坐医疗车时不要男女混坐，蒋励还收到了专门为女医生发放的津贴，让她们在当地买头巾遮住头发。 　　 　　下了飞机，蒋励立刻戴上从北京回民朋友那里借来的头巾，“虽然和他们那里的不一样，但都能遮住”。在一个狭小破烂的屋子里提了行李，满眼晃动着各式各样的长袍，中间夹杂着全副武装的持枪军人，她觉得像是在电影《逃离德黑兰》里。机场到停车场一段不长的距离，“就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当地人涌到赵一凡面前，“乱糟糟的，软硬兼施地骗钱”，他有点紧张。 　　直到一个白马甲上印着醒目MSF的当地司机从蒋励手里接过行李，她才意识到工作已经开始了。 　　4月14日完结的韩剧《太阳的后裔》把战地医生这一职业带入人们的视野。在全世界63个国家，有约3000名自发在武装冲突、疫病爆发、天灾人祸地区工作的医生和后勤人员。他们常常穿着写有醒目红色MSF的白色上衣，乘坐白色救援车穿行在交火激烈、疫情遍布的大道和小路上。驻地没有武装保护，他们只能依赖“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在工作地，他们被叫做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在中国，他们被叫做“无国界医生”。 　　候选 　　1971年，一批参与法国红十字会的法国医生从尼日利亚内战前线回到巴黎，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我们难道除了雇佣兵什么都不 是？” 　　在非洲腹地皮亚法拉，50个法国医生见证了一场军队对平民的血腥屠杀，每天有300名儿童在战争中死去，治疗后被送回村里的孩子很快又饿得瘦成骷髅。然而，国际组织以不方便介入他国事务为由，要求医生们“对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 　　医生们愤怒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医疗援救组织，以表示“跨越国界的人道救助不需要得到任何国家政权的许可”。300个医生报名参加，他们起草了一份声明，认为“无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为何，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就是“无国界医生”。为了保证行动独立，无国界医生超过九成经费来自全球500万名独立捐款者的私人捐赠。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 　　中学时，生活在广州的赵一凡就在香港电视节目中看到了无国界医生的报道。黄色白色黑色皮肤的医生围在帐篷里的手术台前，齐心协力救治一名病人，这令他心生向往。医学院毕业后，他成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一直存有“在灾难的第一线拯救生命”的愿望。 　　2012年9月的一天，已经拥有了十几年临床经验的赵一凡打开了申请成为无国界医生的网页，在四页全英文的申请表上详细填写了个人履历。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四年的医生蒋励正在经历“一种不够了的感觉”。她所在医院的妇产科一个月接生200名未出生即受到悉心爱护的婴儿，每个医疗组有五六个医生，每个病房配三到四组。“他们有丰富的医疗资源，你只是他们很多医生中的一个;而很多偏僻地区可能只有你一个医生，你是他们的全部。”恰好，她的上级大夫屠铮是中国内地的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从前辈口中，蒋励知道了申请的全部流程。 　　 　　赵一凡很快便接到了来自香港的电话，两次英文电话面试后，他被通知去香港参加为期两天的实地考核，测试他的综合素质。 　　无国界医生香港协会在1994年成立，是无国界医生全球运动的24个协会之一。先后在香港、北京和广州设有办公室，并将工作延伸至多个东南亚国家。从2001年开始，中国内地有23名医生和后勤人员在经过香港协会的考核后飞往世界各地。 　　考核结束后，赵一凡和蒋励的名字都被收入无国界医生的人才库中。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定期将不同项目的资料发到候选医生邮箱，医生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生活状况做出确认与否的回应。通常情况下，任务的平均时长在1到3个月，一个项目的十几位医生来自不同国家。“项目需要24小时待命，每周工作7天，我们不希望医生长期在那里透支。” 无国界医生中国媒体经理魏保珠解释道。 　　2012年，在去阿富汗的项目通知上，赵一凡和蒋励都回复了“参加”。赵一凡被分配到北部的昆都士外科创伤医院担任麻醉医生，他在广州的医院为他保留了职位。蒋励则辞去工作，去了南部霍斯特的一个妇产医院。作为无国界医生，他们每月能领到约1000欧元补 助。 　　成就感 　　一个月里，蒋励的分娩室要承受1200个婴儿的啼哭，“就像一个流水线，我们把它叫做宝宝工厂。”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全部免费，于是霍斯特的母婴医院便挤满了待产孕妇。她们没有条件做产检，甚至连怀孕多久都搞不清楚。分娩室的六张床位时刻都是满的，等不及的直接躺在地上生产。成群结队的妈妈婆婆围在床边，忙着擦汗喂水。 　　霍斯特母婴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