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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频频换相背后 　　“有一天我待在酒店房间里，突然一只小鸟飞到面前，这是一种在我家乡经常见到的鸟，看到它，我仿佛觉得它是来告诉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6月2日，作为日本近百年来最短命的首相，鸠山由纪夫就以这样的文艺腔结束了自己262天的首相生涯。 　　对鸠山由纪夫下台的原因，外界归咎于没能妥善解决美军驻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政治献金丑闻以及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但战后日本更换首相30多位，发达国家领导人任期以日本最短，首相任期平均是26个月，1990年代前后更是一度出现“十年九相”的离谱现实，让人不得不反思日本的政治体制以及特有的政治文化。 　　“耻感文化”导致首相多辞职 　　回顾近几年的日本政治，不难发现，日本走出所谓“失去的10年”后，高举“结构改革”、“打倒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位置一呆5年，这竟是战后仅次于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的第3好成绩。小泉之后，日本政坛陷入走马灯式的乱局。被大家期待已久的年轻政治家安倍晋三就任不到1年，就因“健康原因”闪电辞职。继任者福田康夫难逃宿命，就任不到1年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为何日本政坛稳定性如此之差？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表示：“在日本政局变化过程中，一些基本的因素仍然在起重大作用，包括经济形势、政治体制、文化意识、党内外斗争等。” 　　在刘江永看来，战后日本在经济增长比较顺利、民生改善比较好的时候，通常政局相对稳定。反之，则民众就要求变革，政局变得不稳定。 　　“日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而不是外交。”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说，1964年到1972年，佐藤荣作就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连续当78年首相，而后经济不好了，日本人就开始忧虑，对政府的批评和埋怨开始加重。 　　频繁换相的直接原因还是政治体制。据黄大慧介绍，日本施行议会内阁制，选民的投票不像美国总统制那样投给个人，而是先选出内阁议员，哪个党的议员占多数席位，就由哪个党组阁。总体来讲，总统制要比内阁制稳定。而议会内阁制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大党，不利于小党，小党会不断地分化组合，向强势势力聚合，这样就使政治变化比较快。 　　“有时候党首表面是选举产生，实际往往是背后秘密协调共同商定的，这样产生的党首在组阁过程中必须考虑各方利益。”黄大慧强调说，日本政治文化中很强调协调一致，所以首相在执政过程中掣肘就大，一旦引起不满很容易受到牵制。“制约造成党首的执政能力明显减弱，优柔寡断，决策速度慢。” 　　谈到政治文化，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曾在《菊与刀》一书中写道，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 　　因此，日本首相碰到不利政治局面时会选择用辞职的方式给民众一个交代，认为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这种逃避式的、看似不负责任的做法恰恰是日本政治家的最大特色。”日本旅华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对民众的政治思维影响日益加深。多年前黄大慧曾到日本做有关“日本大众传媒对政治影响”的调查，发现日本报业非常发达，而日本国民识字率又很高，所以传统媒体对他们影响很大。“这也是日本政治的一个潜规则：民调决定政治。”加藤嘉一说，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经常组织民意调查，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首相的去留，百姓根本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一旦民调低于20%，再加上舆论辅助作用，政府必然要下台。” 　　“想要弄清究竟是谁在代表日本政府说话很辛苦” 　　从泰国到吉尔吉斯斯坦，近期发生的政局更迭都与国内的社会动荡互相作用有关，然而日本政坛持续动荡却并未导致社会动乱，高层不断更迭也未影响到社会稳定。日本社会犯罪率一直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老百姓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首相的影响力并不能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 　　在黄大慧看来，这同样归因于日本的“协商政治”，政治家和官僚（普通公务员）系统是分开的，是两套不同的体制，首相虽然下台，但公务员系统却一直在正常稳定地运行。“在日本的政治模式下，日本公务员的金字塔是很稳定的，无论政治争夺如何激烈，国家机器仍会按照既定的方式正常运转，不受影响。” 　　加藤嘉一则说，日本人明白自己适合干什么或者只能干什么。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景象”：首相差不多年年都换，但是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普通老百姓总是在各干各活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首相更替之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恰如《菊与刀》中说，日本人最重视的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并借此得到尊严与安全感。 　　尽管国内保持稳定，但频繁换相还是深深影响到日本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