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的浮沉与在当代文学史教学中阐释的转变.docVIP

杨朔的浮沉与在当代文学史教学中阐释的转变 　　[摘 要]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作家杨朔及其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地位，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杨朔从1961年得到领袖的首肯而走红，进入学术视野，在文学史教材中举足轻重，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杨朔模式”开始被学界诟病，最终成为高校教材中被批评甚至被忽视的存在。杨朔散文的走红与衰落，体现出中国社会形势、文化氛围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史；杨朔散文；杨朔模式；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1-0076-05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出现，作家杨朔及其散文创作，便进入了该学科的教学视野之中。然而，对杨朔散文的定位，却随着杨朔本人在文坛的沉浮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杨朔散文的走红、受到争议甚至受到诟病的转折性历程，谈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应当如何对这位作家进行定位与评价。 　　一、走上文坛中心位置 　　1961年4月底，杨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樱花雨》得到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首肯，批下了“好文章”三个字，并推荐给江青阅读。此后，杨朔受到了整个文坛的追捧：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化名人如冰心、曹禺、周立波都予以肯定，全国最高文学批评刊物《文学评论》也于1962年发表了针对杨朔散文的长篇评论。这种轰动式的效应使1961年成为“杨朔年”，“杨朔现象”也成为许多年来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樱花雨》所描述的是作者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在这篇散文中，杨朔所采用的是那个年代中惯用的二元对立手法，抨击恶赞美善。只不过在这里，恶者，为在日本横行的美军，善者，则是在畸形繁华下面命运悲惨的日本人民。 　　杨朔的作品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偶然性中有着必然性。作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心悦诚服的革命作家，杨朔公开表达过对“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认同[1]，并从新中国成立后便自觉选择了以“歌颂体”来进行创作。他后来被称为“杨朔模式”的创作手法，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的那些抗美援朝题材的散文中便已经出现，其鲜明的政治性及诗化的优美，在当时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陆续被选入各类课本教材之中，如1951年《把地球改造成一朵大花》被收入《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第2册）》，1952年《石油城》和《平常的人》分别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第4册和第6册。 　　然而在这一阶段，杨朔在文坛尚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56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编纂的《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收录了杨朔的散文《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不过与同时被收录了三篇作品并排在全书首位的秦兆阳和被安排撰写序言①的魏巍相比，敬陪末座的杨朔，显然此时还称不上很受重视。从魏巍的序言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编委们仍然倡导以写实为主、大胆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风格。然而，这种状况在不久发生的“反右运动”之后，便出现了明显的反转，以革命浪漫主义为基调的抒情散文开始占据上风，而刘白羽、杨朔等，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家。 　　在《1958年散文特写选》中，刘白羽入选三篇并排在首位，而杨朔以伊拉克为背景的《献给中国的诗》入选，排列在第四位，显示出其地位有所上升。此时，一些以往经常上榜的作家，如秦兆阳、艾青、刘宾雁等，已经因政治运动而跌落马下，作品目录后面一长列名字显得拥挤而陌生，而在一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赞颂中，杨朔的文字反而显得相对平和亲切，鹤立鸡群。 　　两年后，杨朔的作品能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青睐，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偶然性与必然性相加的结果。毛泽东的青睐，无疑确立了杨朔的文坛地位，使其一跃成为压过刘白羽、秦牧的散文三大家之首，《荔枝蜜》《茶花赋》等作品在后来被奉为经典，而杨朔也成为多年来初高中教材中入选最多的作家。 　　这里要再强调一下，毛泽东主席点评的价值毫无疑问作用巨大：在此之前，杨朔虽然有作品流传，但尚没有得到文化界的认可，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以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年间文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②教材中，完全找不到他的影子，反而是后来一直居于杨朔之下的刘白羽在散文一节中，得到了专门的介绍与分析。然而1961年之后，杨朔的散文开始被刊载于最权威的刊物上，如《雪浪花》发表于当年10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这一年由川鸟编辑的文坛总结性的散文选也以杨朔的这一篇代表作命名，被作为“散文年”的最重要成果。可见，后来杨朔成为各类文学史教材的重点探讨对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袖的首肯。 　　二、“杨朔模式”及其负面影响 　　杨朔作为当红的作家，其散文的风格自然会被众多研究者讨论，而“杨朔模式”便成为后来许多人争议的焦点。所谓“杨朔模式”，是指杨朔的散文，在主题与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