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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记录台湾社会转变的容颜.doc
杨渡记录台湾社会转变的容颜
“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时候,不只是生产技术的转变、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也好,价值观也好、都会跟着变,可是还来不及转变过去”
“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中国5000年历史只有这么一这次机会。我们这一代人有看到这个转变,所以应该把转变的容颜记录下来。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奋斗、汗水、孤单、寂寞或者说茫然追寻等等,我们这一代人才感受得到的,应该把那个感觉记录下来变成故事,因为当它转型之后,我相信你的孩子绝对没有这个感觉了。”台湾作家杨渡说。
最近,他在大陆推出了新书《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台版名为《水田里的妈妈》),通过叙述其家族的故事,带出20世纪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图景。这本书的台版名,跟杨渡母亲的经历有关,杨父在台湾办企业时负债,开了杨母的支票,违反了当时的《票据法》,导致杨母被捕入狱。多年之后,杨渡仍然记得母亲当时为了逃过警察的抓捕,曾在水田的污泥里躲藏爬行的情景。
杨渡说,在那个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女性为男人的闯荡失败而默默承受着痛苦,他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代,被称为台湾的“社运黄金十年”,杨渡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媒体见证者之一,诸如反核电运动、反杜邦运动,他都参与其中。这些事件,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的衍生物之一。
时代的变迁,令杨渡不无遗憾,比如他曾经希望退休后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农村生活、写作,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写作是我会走一辈子的事情。过去还会想,回家耕读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很传统的想法。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回台中,好像比较难,要重新找农地,过去的农地也都不在了,因为都发展起来了,有的变成工厂,有的变成公寓。”
如今,那段社会转型的历史,正在时间上远离台湾,而在海峡的对岸,社会变化的巨轮也不断前进,关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声音,每日轰然作响于各类媒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似乎陷入了沉默。然而在2016年春节,一则关于“江西年夜饭”的假新闻,引发全民关注,聚焦点落在了“农村/城市”这一议题上。农村或许显得沉默,但未被忽略。
杨渡所述说的台湾故事,或许离大陆并不远。 没有奇迹
人物周刊:《一百年漂泊》的写作缘起是什么?现在我们距离转向工业化的时代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梳理这个事情?
杨渡:1994年我去美国进修,那时候亚洲经济奇迹成了美国人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想知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么崛起的,他们说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是儒家精神,还有勤俭以及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美德。这些概念都通,但是台湾在发展历程里面,就我父亲的经验,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型,因为他从一个农民、中国传统的人,要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学到现代工业技术、工厂的管理、财务的管理包括资金的周转等等,这些他都没有,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条件可以让他学,7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些学校,所以他等于是用个人的身体去跌跌撞撞,辛苦挣扎。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被通缉,去逃亡,而父亲躲债,也去逃亡,整个家仿佛是崩溃了一样,房子也差点被拍卖了。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人物周刊:这是70年代的事?
杨渡:我妈妈逃亡是1972年左右发生的事,那变成我一生永远在追问的问题:是什么造成她去逃亡的命运?我后来阅读台湾的历史、台湾社会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追索这个问题的答案。1995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想说,没有经济奇迹,所谓的奇迹,其实都是用许多劳动者的血汗,用中小企业主家族、家庭的失败,或者他们跌跌撞撞挣扎的血汗所构筑起来的。1995年之后,我回台中跟爸妈相处,偶尔会问他们过去的故事,久而久之就累积了许多素材。几年前,我父亲开始有些痴呆,我发现他那些记忆完全没有了,我如果不写的话,那一代人的记忆就永远消失了,就开始准备,花了一年半写完。在修改的时候,他过世了。其实这种书写,也等于是为那段历史留下记录。
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美国在总结亚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时候,说辞是“奇迹”,那时没怎么提到劳动者血汗这些内容?
杨渡:很少,他们一直说亚洲人有勤俭的美德、储蓄的美德,不像欧洲人、美国人会提早消费。其实我们是不得不储蓄,因为没有他们的社会福利条件。要不储蓄,老了怎么办?不像他们,社会福利做得很好,失业还有失业金啊。可是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亚洲,所以当时觉得中间有个落差,蛮有趣的。
人物周刊:当时看到这些落差,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杨渡:那时候相对来讲是台币升值,美元贬值,日元也一直升值,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亚洲很厉害。我那时候觉得,他们自己过那么好的日子,我们的环境那么差,可是他们一直说你很厉害、很有奇迹。其实这些奇迹包含了牺牲劳工应该有的社会福利、健康保险,再来就是牺牲环境――台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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