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docVIP

梁中堂：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仁政”，它对中国社会伦理、经济潜力等方面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更是积极的。这一政策的推出，既离不开高层的远见和担当，也离不开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集体“呐喊”。在他们中间，梁中堂是最值得我们去认识的一位。因为，他不光“呐喊”，还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牵头开辟了一块鲜为人知的“计生试验田”…… 　　误闯人口学 　　梁中堂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就对其公开质疑的学者，尤其他还是体制内的人。1978年7月，“文革”刚刚结束，梁中堂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梁中堂的经历十分复杂，他1966年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遇上“文革”爆发，大学梦碎；1977年恢复高考，他马上又考了一次，却因为担任公职而未被录取；然而个性顽强的他没有放弃，1978年5月，又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在学校，他得到了黄楠森青睐，黄楠森打算把他推荐到山西大学，眼看梦想就在咫尺，却突然杀出了一位“程咬金”―――7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党校教研室工作。 　　读研与进党校，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梁中堂思考再三，“我自信‘文革’期间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超过了研究生的学识”，努力考研真正的目的并非求学，只是为了找到一条脱离行政职业，迈向学术殿堂的通道，面对党校的橄榄枝，意味着“做学问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那又何必跟着别人去读早已读过的书”？ 　　那一刻，梁中堂做了一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决定―――去信婉谢了黄楠森。然而梁中堂没想到，本来一门心思进党校做哲学研究，却被强行分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更被指定去搞人口学。对这突如其来的“摊派”，梁中堂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反感，“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事实上，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6月，梁中堂都一直沉浸在“绝不搞人口学”的抵触情绪中，不仅拒写相关论文，在各种会议上也不愿意发言，自己闷头学习英语，写有关哲学的文章，力图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鲜为人知的二胎“试验田” 　　转折发生在1979年11月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 　　当时的背景是，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同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党校派梁中堂去，这回，倔强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得不着手准备一篇论文。 　　可是写什么呢？10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就业、升学等问题极为严峻，中央认为这些压力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当时主管计划生育的陈慕华副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人口发展方案：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0‰，1985年降到5‰以下；2000年争取达到零度增长。 　　“经过测算，我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梁中堂说，而彼时“计划生育”这个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的国策正势不可当地向更为激进的“一胎化”方向演化。看到这些后，身为农民儿子的梁中堂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同时他也越想越忧心，“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的人口问题。 　　此外，在对部分地区的样本分析后，他发现“一胎化”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 　　于是，他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完全逆主流的论文，不仅提出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的质疑，更通过调研和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性方案―――“测算显示其完全能达到不亚于‘一胎化’的人口控制效果。” 　　显然，梁中堂的这种判断是对的，也是超前的。但在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他这些话并未引起重视。当时，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尽管提议无果，梁中堂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试图把自己的声音向更高层传达。 　　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再次上书中央，建议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 　　这一次没有让他失望。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进行小范围试验。最后，在梁中堂的持续争取下，翼城县的“二胎”试点终于获得了当时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 　　从此，翼城这个山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盛产小麦的小县，成为了中国的首个“人口政策特区”。翼城县